最近一些抗战题材的连续剧，八路军被描绘得过于神奇，连演鬼子的群众演员都受不了。也有表现女兵在抗战里的英雄事迹的——硝烟漫滚、子弹横飞，两颊的腮红不乱，头发掖在帽子里整整齐齐。这也就罢了，毕竟不是纪录片，但一手拎一个大老爷们儿随便摔上二半空，真正的习武之人不知做何感想。没错，这都是挺高尚的题材，但非得把好端端一个八路军小分队拍成金刚葫芦娃？把巾帼红颜们往大力水手的路子上领？
以上种种，无不是道德干预了判断：我相对波兰小伙，是道德干预了审美；这些电视剧相对我这样的观众，是道德干预了求真。在道德前提下，人的判断能力是极其不完整的，很可能在于：回答“道德命题”和“审美问题”、“是非问题”根本是两件事。很不幸，它们总相伴着出现，在一道窄门里拥挤着，互不相让。这道“窄门”便是我们的世界经验、生活体验。
忽然把你推上法官的位置，黑袍加身，法槌在握，经验或体验都马上不够用，往往存在是先放道德进门还是先放审美、是非进门的抉择；或道德的这条腿先进来，审美的这条胳膊再跟上，同时搭着点是非的肩膀，如编排杂技。人作为一只容器，对宇宙、世界、人生的容量总是有限的，道德作为此三者互相感应、彼此解释的重要哲学路径，极容易沦为我们某种经验性、习惯性的语气。倒不在于闹到道学家的腔调的地步，以道德语气问答，起码的稳妥是有担保的。这种稳妥在不同文化环境里有强弱不等的干预力。中国人的性情是喜欢居中、调和的，稳妥便作为“大德”，而求真求实、犯险拓荒之种种，至多封一个“小德”，若有闪失，便“小德”而“大害”。
道德进入窄门容易，还在于道德与技术无关。无论审美还是求真，没有知识的积累和一定技术的训练，属于跟着瞎嚷嚷。道德固然也有水准差异，平凡人与平凡人之间道德境界总相差不远；但一个大学里教书、画架前挤眉弄眼或实验室里晃悠试管的，其审美技术、求真技术各不相同。我们其实很难从道德层面评价一个人，这个人“有德”还是“无德”呢？只能说有时候有德有时候也够呛。我们偏偏有这个雅好，把人群当黑白战争片，非得给所谓的坏人画一撇一捺八字胡而所谓的好人得一对四方浓黑的眉毛。生活中呢？照样为好人所累，也照样与坏人谋营生。正因为这道德判断无益而笼统，糊涂话搅在里面可以大说特说，不少人为掩盖其短，便躲在道德的草帽后面向毛毛雨叫阵。
相比之下，审美也好，是非也好是要有自己的观点的，不像所谓道德的观点，几千年来早给你捆得好好的，一束一束扎在那里，扛起一捆就到处做草席也行、点着了烧柴也行。“万用”与“无用”隔着一道浅浅的泥沟，纵身一跃而脚无玷污，就万用；随意蹚过去鞋袜满泥，无用也矣。这仅一个方面。真正的问题是：道德干预审美，艺术只得将就着它；而道德干预求真，谎言就汹涌澎湃地产生了。
对审美的干预，独腿街舞是一例，选秀节目里普遍的情感营销又是一例。被鼓动着上台一倒辛酸，哽咽——鼓掌，于是更加梨花带雨。早年的大脑没被传媒过度开垦，倒还接受；如今再看到抹眼泪的，便由衷地别扭起来。如果艺术足够好，是不费艺术家多少言语上的注释的。《诗经》的作者可在每一篇附一个自我介绍？那些绝美的希腊雕塑究竟谁人手笔？且不说这么伟大的艺术，即便美术学院的学生画一幅作业，也不至于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写上起因、经过。艺术家本是大于艺术品的，他很少的一段话、一部分意思在艺术品上，更大的那个自己远远站着看，死掉就死掉，概不可惜。现在那些被拱着哭一鼻子的艺术家们，妄图将自己等于自己的作品，作品说不全的我主动来说，作品即便已经说到位的，我怕你记不住、听不懂，再按着凿子端端正正在你脑子里敲一遍。如果公众默认：道德干预可以做审美的补充，甚至你不补充都不完整，真正属于艺术的精致的领地会被道德的漫漫黄沙渐进吃掉。
对求真的干预，最大的恶果就是谎言。为了就合道德这顶帽子，不惜把头骨的尺寸磨小，是为自小；或留一把厚厚的头发把那帽子胀起来，是为自大。那类妖化八路军的抗战剧就是留头发留得忘了形，犯自大的毛病。而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长期不公允，“国贼”永远国贼，非得一无是处，“国耻”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总自觉“罪该万死”又“家丑莫扬”，此即自小之状。历史本身和艺术品一样，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的样子，粗糙处就应该粗糙，精美的地方更不需你再雕一层花、抹一道漆。但对历史的解读向来就是个“人多势众”的问题，相当于流氓打架。尤其道德干预，时时推搡着历史，该走路的偏要它翻个跟头看看，历史本身不厌其烦，观众看在眼里的永远是天桥打把式，而非净化心灵、震撼人心的高超表演。我们随便翻中国的历史，花拳绣腿何其之多呢？如鲁迅所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倒无论正史野史，一句真诚的表达，几字深通的反思，足引得观者击节称快了。
造中国文化的反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挣脱道德干预的窠臼，审美也好、求真也好，海阔天空；难处在于：道德干预无处不在，而贩夫走卒、王侯将相，无不擅长此道——大嘴一咧，大笔一挥，脑后遂冒出几杆大旗，那上面的名号、图案无不骇人听闻。中华民族有什么偏好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的更多，强加道理而又强加人生，野心颇巨。木心所谓“淡淡的目的”，是我们做人做事所缺乏的，于此，便只好如意，而难达快乐。
有人说：道德干预是软刀呢，脖子硬就行。我惊呼此人的乐观。哪里软刀？分明硬刀！你要直着脖子去挨试试？该躲时要躲着点。若打算尊重审美者、评论者而显得自己不那么蠢的话，就收起此类麻袋套头，背后敲人闷棍的伎俩。青铜器时代的流氓就是这套动作，今天即便用电脑，也不过光“道德”的宗而耀“干预”的祖罢了。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3月8日星期五
真实是唯一的出路
——从“好声音”到《我是歌手》
崔健在某次访谈里提到“好声音”节目是真唱的一个胜利，老崔眼里不揉沙子，真正的爱谁谁，这个非常成功又颇受争议的节目，在起码的操守上得到了很有分量的“担保”。——其实说“起码的操守”也不确切，“好声音”的胜利，就是底线的胜利。也有很多人指摘它煽情、过于商业等等；有人找出各种证据，质疑选手和评委间的关系；但没见谁指责那些选手假唱。
目前搞的这个《我是歌手》循着差不多的路子。有一期请黄贯中过来，担任主持的胡海泉甚至公开普及了什么是“假弹”，就是说：以后连抱把琴装装样子也不容易了。据说这档节目反响也不错，尽管依然受争议，观众还是买账的。——底线再次胜利了，很可能以后类似节目做得成做不成就看底线抬到什么程度，越真实越得人青眼。
想起柴静的节目近来也很受追捧，什么原因——不还是真实吗？况且她做的是新闻类，真实简直是节目的基因，而不仅仅是条件了。和我们更熟悉的那些假新闻及虚伪的访谈相比，看柴静的节目如沐春风。尽管她的节目往往示人以社会的种种不幸，但那些不幸呈现出来绝不意味着悲观、消极，观众反而以其得到尊重、受到信任而自觉地推进眼界，抵达希望。岣嵝的只能是虚假，即便它看似一株参天大树；真实只要出现，一定是耸立着的，即便耸立为一棵小草。
中国百姓对真实是很挑剔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着严峻的诚信危机，大家谁瞧谁都像骗子；而我们同时生活在充满后极权主义嫌疑的政治环境里，官方说谎没谁感到惊讶，偶尔搞个自我批评也没谁真指望他们能鼓捣出个所以然。——电视节目，尤其娱乐节目，成为老百姓极少数的可以期待真实的地方。很容易想象：如果娱乐节目也延续假新闻、假访谈的思路，搞个假唱、假弹，背后来个金钱交易、耍个潜规则，观众得多失望。言下之意：连你也来唬弄我？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纳粹德国也好，东德也好，娱乐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尤其今天的朝鲜，伟大领袖希望你看什么，你才能看什么。我们的很多娱乐节目还只是沾染了政治说谎话的习气，加上金钱驱使，还没到直接扮成童男童女去捧政治的长袍的地步。——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它们压根儿不够格，装孙子还轮不上哩。
严复提到过“群己权界”的理论。己域，即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群域，即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秦晖教授认为：“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而娱乐偏偏就在“己域”和“群域”的模糊地带，既个体化、个性化，又大众化、共性化。它又可以间接地归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就更令人不好随便看它。美国的娱乐节目比中国的丰富太多，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大多是私人经营，只要不灭绝人伦，剩下的你爱干啥干啥，可以基本确定：美国是把娱乐作为“己域”来看的，自由原则至上。这倒没必要反过来批评中国，因为我们即便把娱乐放在“群域”，以其为公众之务，应当承担社会理念、社会理想，影响社会力量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中国和美国很不同，娱乐自古以来是双轨并行的，上层有一套，民间有一套，即所谓“雅俗共赏”。民间娱乐是强调参与性的，既要身临其境，最好也能互动起来，典型的就是京韵大鼓和相声。上层的娱乐更讲究仪式性、教谕性，这是无可厚非的。目前的情况是：上层和民间的界限模糊得很，所以娱乐闹得不上不下，既不雅也不俗，落着做的痕迹，又使劲去调和众家之口——仿佛一只秃毛鸡，打鸣就是了，还非得插上鸡毛掸子扮出孔雀的形象去打鸣，也不理孔雀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什么。——如何办到？只有作假。作假的话，“雅”的形式就能维持住，假唱、假弹可保不出错，所谓品质上有了稳妥；作假的话，“俗”的去向也明确，就是给你看的，就要给你看这样的，控制传播很容易。
在中国，可能是民间社会发育不健全的原因，“自由原则”与“民主原则”处处交战，究竟是个人自由还是公众之事时时有争议。比如整容，中国的明星是忌讳谈整容的，路人皆知的人造美人也得端出一副浑然天成的架势。有人就说：有必要吗——人家整容管你们什么事，自己挨刀子取悦你们，你们还不干了？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己域”和“群域”的矛盾：“人家整容管你们什么事”是质疑自由原则被侵犯，“自己挨刀子取悦你们，你们还不干了”质疑的却是民主的结论，即多数派的结论。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非常有必要——我们不要欺骗；演得差、唱得差，整那么好看也没用！所表现出的依然是“群域”对“己域”的强行进入。中国人有干涉别人的习惯和被干涉的代入感，大家微笑着各走各路是有悖这个民族的民族性的。如何保证这两方的交战不失控？
唯一的办法就是划定清楚它们各自的地盘，但非常清楚不可能，“权界”会随时代不同而游移。但大的趋势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有两个：其一，自由的领地越来越大，个人变得越来越不容干预，多数人下结论也变得越来越慎重；其二，自由和民主的矛盾越来越小，选举选出希特勒这种事发生的可能越来越小，倒不是人类真的明智了，实在因为教训太惨重。而且有一个基本的伦理连接着“己域”和“群域”、自由和民主，就是真实。
真实是它们都听得懂的语言，更是它们谈判时使用的唯一语言。谎言就是地震，上面以自由之名或民主之名的建筑都要垮塌，砸死砸伤居民、路人，人们缓过来之后就会格外畏惧大地，因此更容易被谎言奴役；又平添对建筑物的担忧，使自由和民主的站立都来得更艰难。真实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没有哪种恒久的规则是建立在对谎言的崇拜之上。即便最容易激荡起谎言的暴力元规则，谎言也不是它维持下去的条件，而不过是它的一项副产品。
在一篇反思中国法治化的文章里，漆多俊教授自问：“当谎言制造者的权威高于法律时，你说谁能治谁呢？”他同时给出的解答是：“法倒是可以治假的，但只有法的权威高于一切，高于政党和国家行政权力时，法才可以不仅治贱民，而且治高官，不仅治民间谎言，而且治官方谎言。”——诚如漆先生所言，克制谎言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但法律的地位必须高于制谎者，才有所谓克制谎言的能力。
这真是一件难办透顶的事！只能再向未来请教：这究竟是智者的时代还是行动者的时代？中国是待启蒙的中国还是乏建设的中国？——不要说建设者同时也是智者就好了的便宜话，必须择其一的话，怎么选？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
荒谬的教育
这里不说“荒谬的中国教育”，因为教育的荒谬是跨时空的，国外也荒谬，古代也荒谬，未来还会荒谬上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