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草根”立言的话语原则
平民也好、草根也好，虽人数浩大，声音却是微弱的。若媒体去追究某名人家养了三条狗还是五条狗，是很有一批忠实观众的；若就民间生活、草根生活的一个片段开谈，如街边的电话亭为何频频被砸碎，观众不仅少一些，那仅剩的一批也不过跟着喊喊道德口号。
直观的印象反而是：草根们并不很关心其他的草根，倒对那些地平线上遥不可触的参天大树伸长了脖子瞭望。草根阶层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得过且过，火不烧到眉毛——烧到胡子都还可以等一等。电话亭之类莫说烧胡子，挠痒痒都不算。对名人们的轶事，其实也是得过且过的心。研究媒体传播的就经常说：不要怕，不要着急，关注度总会过去。官场传统，叫“事情凉一凉”。草根是不较真的。别看微博上杀声震天，真的叫他去主持正义，做点实际的工作试试？而那些真的行动者，即已不是草根。
人类都是左派的远亲，尤其中国人。动不动“老百姓怎样怎样”、“公共利益怎样怎样”，儒家文化的关系，道德感还要赶来不停添柴。现在为草根立言，甚至自称草根，以草根形象营销自己的是越来越多了。鲁迅有一段不太出名的话：“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放在今天尤其合适。先前是标榜“精英”，讲究超凡脱俗；如今频频往雪白的脸上抹泥，张口闭口要“接地气”。草根究竟需不需要被代言？
如果草根只是一群得过且过，没事看看热闹、交递下不要钱的口号，于实际行动阻碍大于推动，那教他们继续沉默下去也罢。草根状态是人们都会有的，人生那么长，起起落落；草根心态要不得，境况再差也要不得。那些为草根立言的人，究竟根植于草根状态还是草根心态呢？如果只是嫌看热闹的人不够多，自己换一身小丑的行头，混进狮子老虎、空中飞人独轮车里卖力表演，多吸取点闲看闲论，这种立言全是为自己的门票收入算计的。当然，草根们也懂，愿意交这份钱。我所谓草根心态，不在于他们不懂，在于他们不真正关心。这些草充满水滑，你弹一个火星上去，休想点着他们。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多出很多建设者、奔走者，砸石头的声音大了、鞋底拍地的声音大了，但盖房子、持续不停走下去的还是那么几个。
我的一个看法：不能惯着草根，让他们觉得围观有理，仿佛围观就是舆论，舆论就是一切。基于这一点，立言者说话不能太中听，不能太好听，不能让人热泪盈眶。为草根立言起码是有两个方面的。其一，把草根的意见整理出来，说出来。问题是：整理好了之后，谁去读呢？权力阶层当然会读，为了体察民情，更为护理权力。但更主要的读者还是草根。就是说：立言者把说法从草根那里拿过来，再送回草根那里去，相当于借别人一个篮球，自己打一打，球再送回去。这里面更多的是技术问题：如何令草根读到自己的话而仍有启发？办法无非是：综合言论，把信息尽量收集齐全；扩展言论，把草根还没说出的那些话继续说下去；清理言论，把那些据自己的判断比较糟糕的话剔除掉。总之，取自草根而用之草根，立言者必须有熟练的语言技术和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草根丢上来的东西是碎片状的、情绪化的，如何既保持真实又赋予真实以体系，或引导真实以进入体系？是立言者要达成的一项要求。
其二，必须和草根黑一黑脸。尽管整理草根的言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把这件事做好已足够称得上精英，但立言者必须有真正的见解。所谓立言者的见解，必形成对草根的反对。这是由群众话语的局限性决定的。草根的言论，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其所反映的民意倾向和当世当时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材料性的言论，一种记录性的言论，本身不具有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辨。当然，逻辑和思辨必须是基于记录性的言论的。问题只在：记录性的言论本身不会自发地逻辑化，并思辨下去。所谓民意、草根的意见一定有其重大的缺陷，有其不完备、褊狭的地方。对此也有两种态度：熟视无睹和严肃地指示出来。所谓熟视无睹，在今天看，尤其以那些赚门票收入的立言者的眼睛看，是他们装傻充愣，有意为之。其实草根阶层如果拆开，各人回到各人的位置，看问题的角度马上会丰富许多，而水准立即攀升；何况那些专门研究社会、政治、文化等科目的学者，他们在民意的过山车上毫无回头之意，只在于自己闭上了眼。
对大众犯的错误，尤其言论中间的错误，负责任的立言者，如果真为了草根们好的话，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和草根打对台戏，没有获胜这回事，永远有人指责你居心叵测、水准低劣。“为草根们好”，其实是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做人的良知。我们并不必然对大众负有责任，但起码有一件事，是贯穿一辈子而必须去解决好的，即“无愧于心”。无愧于心只在于无愧我心，而不在无愧天下人之心。立言者愿意对“我心”负多大的责任，愿意为自己预备下多大的耻感，才决定了此立言者的真正水准。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立言者指出草根们的一些不痛不痒的错误，主要干的还是奉迎的勾当。先不忙批评他们。很可能由于：这些立言者的水准就很低。他们对“我心”的那一点要求已经达成，在落了灰的桌面上随便蹭几下，实在已拿出了他们的全部洁癖。除去政治实践，没有“民意不可违”这回事。一切有瑕疵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审视并应该接受砍价的。不能因为民意的基数太大，对民众话语权力寻租的收益太大，就放弃为草根立言的原则。
我常读一些立言者的文章，心中疑问是：你们的话语高度在哪里？常常扯几页纸，大几千字，但并不比很多草根说得精彩、透彻，仅仅因为你是某个领域的成功者，草根们就要把你的光环带入所有领域。话语高度起码来自于你有没有真正的见解，其次才是技术水平。把那些“张三说”、“李四说”拿掉，“王五定理”、“马六主义”也拿掉，很多立言者的文章便就剩下黑黢黢的中文皮肤，没有光泽、没有气味质地，更没有一根自己的骨头。再仔细看，那些张三李四，不过是他们扯的一张包装纸，把粗陋的民间言论一裹，双手奉还给草根，令草根们越发觉得自己递出去的是好东西。韩非子记载过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我佩服那个只把盒子留下的郑国人。现在去读很多立言者，也只好买椟还珠，在他们的包装纸上谋一点学问。切勿令“立言”成为彻底的包装学。
但对“包装学”，我们也应保持一定的敬意。有一路学者是专门做“包装学”的，他们就一些并不稀奇的观点建立论证，极尽详细和周密。这么做的好处是把一些观点真的坐实，同时开拓它们的内部格局。但是这路学者的对话人群一般不是草根，草根并不必在实证方面下这么大的功夫。之所以提一提这路学者，在于另有一些立言者是以观点之奇怪取悦大众的。
人群除了不善深入思考，还有明确的受虐倾向。巨大的虐待砸下来，大家一人分走一点，并不很疼。而施虐者另有一番神秘的感召力，是人群乐于接纳的。基于这一特点，有些立言者故意做出和公众血战到底的架势，民意浮上什么，他们偏就打压什么。草根们当然对这些人怨声载道，但他们的支持者也很多。哗众不都为了直接取宠，高一筹的哗众者以栗骇间接取宠。他们往往不重视整理草根们的记录性言论，上来就抛所谓的真知灼见。我始终以为：谬论不怕，怕的是连谬证也没有。奇谈怪论，他只要能论证通畅，当然可以看一看；若敷衍着论证一套，而旨在推销自己的醒目标题，那又是一种亲身参与表演并卖门票的行为。
话到最后，做一个立言者是非常之难的。他必须在民间扎一条根，又决不能去娇纵大众中间的草根心态；诚意、智力、品德、眼光都要具备。个体的人的发展并不很遵循进化论，现在找不到比苏格拉底、老子更有智慧的人；相比之下，群体的人的发展更容易用进化论解读，一个民族是可以渐渐变得成熟的。这么一来，并不比古希腊、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杰出的立言者，要面对比那个时候的希腊人、中国人更成熟的对话人群，立言者的挑战无疑是越来越大的。
不同水准的立言者、相同水准里不同立场的立言者、相同立场上不同语言记号的立言者……草根们呢？恐怕分类可以更多。关于草根，亦没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界定他们。比如有钱的人就不应是草根了，但郭德纲、赵本山还是被很多人作为草根英雄，他们脑袋上的草帽只是换成一顶金子做的，但形状还是草帽。
两方都变迁着，也不变着。起码目前的主流是鼓励大家参与进时代的。如此，只好满眼的“他们”、“我们”，列席者、离席者、发言者。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孙志刚十年祭
2003年3月17日晚，因未携带“暂住证”，湖北人孙志刚被广州警方以其为“三无人员”强制收容。3月20日，牢门洞开，得孙志刚尸体一具。
孙志刚墓志铭全文：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任美术平面设计师；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通过互联网及报刊杂志各媒体，民众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我们极少人会给自己写一篇墓志铭，一瞑之后，言行两亡，随且死去。说三道四是活人的事。如鲁迅所虑“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更无办法。十年后祭奠孙志刚，倒觉得：中国人不妨给自己写几句墓志铭。不必如司汤达“写过，活过，爱过”，不必如卢梭似的那么“热爱自然和真理”，甚至不必如我们更为亲切的张思德、白求恩，非得为国家民族狠狠存在过那么一下。我能想到的几句话是：
“谢天谢地，我就这么死了——
在一张正常的床上。”
有多少孙志刚，纵以其被戮，也没能换来社会、政治（遑论文化）的一点点前进。凡人跨过他们的死尸，还要撇一撇嘴：“怎么死在这里？”凶手及养护凶手的摇篮，毫无所谓地一天天在那里。死讯即便发出去，声讨即便喊得聋子也能听见，得不得活仍要凭施恩者开恩。此不独中国之悲剧所以接二连三，在于人性之慵懒、短视、残酷及对残酷的麻木。记性太好的人是痛苦的，“适者生存”故，我们磨练出一副好忘性。年少的中国人，几人记得你孙志刚呢？历史还要不断轮回，乐此不疲地轮回下去。
他本该同我们一样做旋荡于历史车轮间的一粒沙，而他这粒沙却钉在车轮上、很偶然地卡在那里。没有谁愿意主动做这路英雄。英雄执笔的算账簿，也不会为这路人留多少空格。孙志刚死后，哀悼、纪念、宣言，甚至荣誉，“感动你我，感动中国”，大家争相抛花瓣在他的坟墓上。凶手杀掉了。凶手哪里去了？祭奠的人热泪盈眶着，或台上勉强念着讲稿，谁敢说他们（我们）其实都有罪？
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时间。做错了事，甩下一句 “我当初不懂事”，一盆脏水往身后一泼。那些后出生的人有福了！你们准备好哀悼、纪念、宣言、荣誉，或只需不停更换花瓣，前面撒一撒，后面的脏水地上再撒一撒。不忍去闻双手“余香”。
会有人记住孙志刚。会不断有人不幸做了这路英雄。文明的代价就是逐渐埋掉不文明。最好活埋。不文明已原原本本死在那里，你去顺手埋掉，不过免它继续臭下去。旁人还要念你顺手埋掉的大德。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无处不在的道德干预
曾拿一段视频给一波兰小伙看，是中国某选秀节目里一独腿男孩跳街舞，评委激动得语无伦次，观众更拍巴掌跺脚，眼看要放火。哪知这兄弟并未被“陶冶情操”，一声不响地看完，很不屑地说：“我不喜欢一条腿的人跳舞，一点也不美。我宁愿去看夜店里那些人乱扭一气。”我想反驳，告诉他这个多有“教育意义”，满满的“正能量”云云；又一想，他只说这个“不美”，并没有否定这是件挺高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