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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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美国人为什么喜欢纳税?(7)

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涉及公共绿地,而是能不能在自己院子里种些灌木丛。有人说:“这实在岂有此理,私有产权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公共对私有产权最大的误解。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甚至一个镇里,每条街的规矩也不同。这些规矩,在法律上叫规章制度(bylaws),或可译为“地方法规”。但这里的“地方”,所指则可以各有不同,有的指镇政府,有的就是你所在的街或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家自行立法,并有强制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会如此?私有产权的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并且从来没有脱离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的框架。《大宪章》里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森林等公共资源的规约。比如,你可以割地自立,说你拥有某块土地,并有诸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块地不连通公路、水源等公共资源,全被别人的“私有产权”所包围,那么你人都走不出家门,也就没有利用之可能。所以,任何私有产权,都担负着某种公共的义务或责任。

那么,这些公共义务和责任由谁来界定呢?并不是全由国家的法律界定。欧洲的“国家建设”,主要在15世纪.18世纪期间进行。在此之前,欧洲已经有了“商业革命”,贸易相当繁盛。在国家结构未成熟之前,地方的自治体纷纷自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有这种制定地方法规权力的自治体非常多。影响所及,现在的美国就是联邦有套法律,州里有套法律,城市或镇也有许多地方法规,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中,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街,也可以有自己的法规。这些法规之间当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先例,使各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切合,奠定了复杂的公共秩序。一般而言,上级的法律都非常尊重基层的地方法规,不敢轻易侵犯,更有以基层地方法规否定上方法律的例子。

中国人的私有产权观念其实很强烈,公共的观念才是最缺乏的。这一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就提到。比如,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关键原因还是缺乏自治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大家有事等着国家处理,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结果凡国家管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便乱来。这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公共秩序,也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所以,在私有产权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建立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体。比如,郭德纲那个小区的邻居们,就应该聚集在一起开会、投票、确立程序,然后讨论在这一小区制定什么样的地方法规,是大家随意可以圈占家门口的土地,还是谁也不能圈占,等等。一旦立了法,就有法律效应,法院有义务帮助实施,对违法者进行惩罚。

中国人成为美国首福

奥巴马任命前华盛顿州州长、中国裔的政治家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在国内媒体引起一些骚动,仿佛人家是“回娘家”。不想骆家辉本人突然出面强调澄清: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会坚决维护美国利益!结果,“不要对美籍华人抱有幻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骆家辉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已经飞黄腾达,怎么突然要出来对自己的国籍进行一番 DNA鉴定?这大概在美中两方都有相当深刻的原因。在美国,亚裔经常不被当做美国人。黑人虽然受歧视,但人数多、选票多,没有人敢忽视。亚裔人数少,选票无关紧要,再加上参政不够积极,故其政治利益不受特别关照,形同外人。黑人受命出任驻非洲国家的大使,犯不上澄清自己是正牌美国人。骆家辉此次受命,则要特别出来提醒大家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总把亚裔看成美国的二等公民,一厢情愿地觉得血浓于水,只要皮肤黄,就会在“人家”那里受欺负,一定心向中国。

这种幻觉究竟有多少道理且按下不说,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这几十年来行情已经大变,亚裔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也许最近的一条小花边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变幻的世道。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拜金的时代,各种富豪榜充斥于世。我们大概都知道谁是世界最富的人,谁是美国最富的人。中国的富人,每年也照例排座次。不过,随着人们的眼光从GDP转向幸福指数,大家除了想知道谁是首富之外,还想知道谁是“首福”,即谁是最幸福的人。幸福指数排名因此应运而生。

幸福排名,当然不像财富榜那么容易。毕竟幸福是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没有客观的数字可以衡量。拿具体的个人严格排座次,就更不可能了。比如,那些与世无争的人也许最幸福。但大众媒体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盖洛普民调自有一套评价幸福的办法:每日给随机选中的1000位美国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当天是否微笑、运动、吃蔬菜,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夜里独自走回家时是否感觉安全等,然后用这些因素构造一个幸福指数。同时,民调人员还对每个受访者的背景,如种族、宗教、年龄、性别、收入、居住地点等进行详细调查。最后可以大致判断出什么类型的人最为幸福。

经过2010年一年每日1000人的调查,最终还真产生了一位“美国首福”。这是一位叫王凯文(Alvin Wong)的美籍华人,他住在夏威夷,信的是犹太教,年收入12万美元,经营的是自家的买卖,也就是所谓“当自己的老板”或者“自己当老板”。由此盖洛普归纳出最幸福的美国人的基本特点:亚裔,年收入12万美元以上,男性,信奉犹太教,自开买卖,已婚......

也许你觉得这很荒唐,毕竟,谁也无法证明美国就没有比这位Wong先生更幸福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首福”,也确实透露出美国社会各色人群的生活形态和质量。其结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颇有些意外和惊异之处。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本身。中国人在美国是二等公民吗?民调显示,中国人占优的亚裔,是美国各种族中幸福感最强的。接下来是白人、拉美裔以及黑人。这一点,从过去的一些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些线索。比如,亚裔的中等家庭收入为各种族中最高,超过了白人。亚裔的平均寿命,也超过其他种族。亚裔的教育水平,当然也是最高。这合乎过去社会学研究的常识:收入高、教育水平高、健康的人,一般都更幸福些。当然更不用说,亚裔家庭比较稳定。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显示,结婚的人远比未结婚的人幸福。有孩子的比没有孩子的夫妇略微幸福一些。

另外几点,颇有些出人意料之处。这位最幸福的Wong先生,居然是位犹太教徒。这并非偶然。民调显示,犹太教徒是美国各种宗教信徒中是最幸福的,穆斯林则是最不幸福的,中国人信了犹太教倒是很怪异。不过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我的校友、前美国银行行长的夫人闲聊中告诉我:在她所居住的旧金山,犹太佛教徒特别流行。看来当今的文化汇流,已经到了无奇不有的程度。以我个人观察,在文化上比较开放、比较能接受别人的东西的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如鱼得水。至少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由于缺乏自身的宗教传统,在文化上更加兼容并包,心情好、脾气顺,也就不足惊奇了。

最后的意外,是年龄。这位王先生65岁。最近的民调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比中青年更幸福。这一点,《经济学人》不久前也有专门报道。当然,年纪大的人钱多。钱多的人一般幸福感强一些。但是,即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把经济因素排除,65岁的人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是更幸福些。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看来还要问孔子什么叫“知天命”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年是从生活经验中收获的季节。当然这里有个条件:你确实有过充实的生活,心胸开放豁达些。

总之,在美国的各色人种中,“中国人”属于最幸福的群体。在中国人中,去美国的大概也属于最幸福的一群。如果说追求幸福属于天赋人权的话,这些“中国人”对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故乡效忠,也是人之常情吧?

2015年是制造业的分水岭吗?

2011年3月,美国出口总额达到1730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15%,比2009年的水平增长37%。如此强劲的增长,在当今的萧条中无疑是个意外的好消息。问题是:这究竟是低水平上的暂时反弹,还是反映了某种长期趋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分析,这是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开始。该集团甚至预测说,2015年将是环球制造业的一个分水岭。到那时,美国的制造业将和中国至少有同样的竞争力。

首先需要澄清,这种说法并非简单地承认美国制造业目前不如中国有竞争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从1972年至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了2.5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劳动力则减少了将近25%。这意味着生产力数倍的提高。但是,另外的事实也不可忽视:美国的制造业不能满足内需,进而成为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国。中国则是制造业出口大国。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不断“外包”,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制造业从美国流向中国,似乎早已是大势所趋。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则认为这样的大趋势将在2015年左右发生逆转。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升值,虽然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但优势已经远不如过去那么大了。与此同时,美元不断贬值,使美国货便宜了许多。最近美国出口的大涨,大概和美元价值有密切关系。第二,这次经济大衰退,使美国工人和工会的要价低了许多,政府也更倾向于企业。这将大大降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第三,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大家在成本上的“起跑线”更加接近,使得制造业供应链的长度成为决定性因素。靠近美国市场的地方,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比较灵敏,制造业占据了近水楼台的优势。

这一分析,值得中国企业界认真对待。看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就知道,货币升值乃大势所趋。从人口趋势看,二十几岁的年轻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下降,到2015年整体劳动力的供应都可能下降。物以稀为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无法避免。即使没有上述这两个因素,经济强劲增长使“中国制造”昂贵起来也是相当自然的事。至于供应链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个因素:油价。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之前,油价对贸易的影响已露端倪。油价昂贵导致了航运价格暴涨,使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变得得不偿失。跨越半个地球把原材料运往中国,再把成品跨越半个地球运往美国,加上运费后其价格优势已经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小企业开始把外包的企业搬回来。这一趋势被经济危机所打断,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当经济恢复后,油价可能冲破几年前所达到的高峰。中美之间的运费将再次暴涨,进而增加“中国制造”的出口成本。

当然,美国还有巨大的资源优势。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土地资源优势。现代化工厂人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源的成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但是,像汽车、电器制造等,工厂占地甚大,土地资源的成本日渐重要,而且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这也是日本、韩国、欧洲的许多汽车制造商纷纷迁入美国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许多地区,一栋独居房子仅几万美元。这自然压低了当地的生活成本,随之降低了企业的工资成本。中国土地资源奇缺,比起美国南部或中西部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土地恐怕要贵上数倍,工业用地、居民的生存线都不断推高。当然,大件产品不仅生产用地大,运费也贵,从长远看也最难在美国市场上竞争。

中国制造业向西部进发,脱离人力和土地昂贵的沿海地区,似乎是保持“中国制造”之优势的重要步骤。其实,从长远看,这种战略并无多大的可行性。沿海与内陆的格差,更多是被几千年的经济地理所塑造,有强固的市场逻辑,很难凭人为的政策扭曲。目前西部地区已经严重沙漠化,缺乏水源,在生态上难以支持大量的人口,更不用奢谈大规模的工业扩张了。另外,因为远离水路交通,运输成本过高,乃至沿海工业区的煤炭供应,从美国进口要比从内地购买还便宜,尽管美国的煤矿在安全、环境和人力成本上比危险的中国煤窑要高得多。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运输:跨越太平洋要比从中国内地运输煤炭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