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涉及公共绿地，而是能不能在自己院子里种些灌木丛。有人说：“这实在岂有此理，私有产权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公共对私有产权最大的误解。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甚至一个镇里，每条街的规矩也不同。这些规矩，在法律上叫规章制度（bylaws），或可译为“地方法规”。但这里的“地方”，所指则可以各有不同，有的指镇政府，有的就是你所在的街或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家自行立法，并有强制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会如此？私有产权的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并且从来没有脱离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的框架。《大宪章》里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森林等公共资源的规约。比如，你可以割地自立，说你拥有某块土地，并有诸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块地不连通公路、水源等公共资源，全被别人的“私有产权”所包围，那么你人都走不出家门，也就没有利用之可能。所以，任何私有产权，都担负着某种公共的义务或责任。
那么，这些公共义务和责任由谁来界定呢？并不是全由国家的法律界定。欧洲的“国家建设”，主要在15世纪.18世纪期间进行。在此之前，欧洲已经有了“商业革命”，贸易相当繁盛。在国家结构未成熟之前，地方的自治体纷纷自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有这种制定地方法规权力的自治体非常多。影响所及，现在的美国就是联邦有套法律，州里有套法律，城市或镇也有许多地方法规，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中，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街，也可以有自己的法规。这些法规之间当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先例，使各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切合，奠定了复杂的公共秩序。一般而言，上级的法律都非常尊重基层的地方法规，不敢轻易侵犯，更有以基层地方法规否定上方法律的例子。
中国人的私有产权观念其实很强烈，公共的观念才是最缺乏的。这一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就提到。比如，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关键原因还是缺乏自治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大家有事等着国家处理，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结果凡国家管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便乱来。这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公共秩序，也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所以，在私有产权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建立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体。比如，郭德纲那个小区的邻居们，就应该聚集在一起开会、投票、确立程序，然后讨论在这一小区制定什么样的地方法规，是大家随意可以圈占家门口的土地，还是谁也不能圈占，等等。一旦立了法，就有法律效应，法院有义务帮助实施，对违法者进行惩罚。
中国人成为美国首福
奥巴马任命前华盛顿州州长、中国裔的政治家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在国内媒体引起一些骚动，仿佛人家是“回娘家”。不想骆家辉本人突然出面强调澄清：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会坚决维护美国利益！结果，“不要对美籍华人抱有幻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骆家辉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已经飞黄腾达，怎么突然要出来对自己的国籍进行一番 DNA鉴定？这大概在美中两方都有相当深刻的原因。在美国，亚裔经常不被当做美国人。黑人虽然受歧视，但人数多、选票多，没有人敢忽视。亚裔人数少，选票无关紧要，再加上参政不够积极，故其政治利益不受特别关照，形同外人。黑人受命出任驻非洲国家的大使，犯不上澄清自己是正牌美国人。骆家辉此次受命，则要特别出来提醒大家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总把亚裔看成美国的二等公民，一厢情愿地觉得血浓于水，只要皮肤黄，就会在“人家”那里受欺负，一定心向中国。
这种幻觉究竟有多少道理且按下不说，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这几十年来行情已经大变，亚裔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也许最近的一条小花边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变幻的世道。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拜金的时代，各种富豪榜充斥于世。我们大概都知道谁是世界最富的人，谁是美国最富的人。中国的富人，每年也照例排座次。不过，随着人们的眼光从GDP转向幸福指数，大家除了想知道谁是首富之外，还想知道谁是“首福”，即谁是最幸福的人。幸福指数排名因此应运而生。
幸福排名，当然不像财富榜那么容易。毕竟幸福是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没有客观的数字可以衡量。拿具体的个人严格排座次，就更不可能了。比如，那些与世无争的人也许最幸福。但大众媒体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盖洛普民调自有一套评价幸福的办法：每日给随机选中的1000位美国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当天是否微笑、运动、吃蔬菜，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夜里独自走回家时是否感觉安全等，然后用这些因素构造一个幸福指数。同时，民调人员还对每个受访者的背景，如种族、宗教、年龄、性别、收入、居住地点等进行详细调查。最后可以大致判断出什么类型的人最为幸福。
经过2010年一年每日1000人的调查，最终还真产生了一位“美国首福”。这是一位叫王凯文（Alvin Wong）的美籍华人，他住在夏威夷，信的是犹太教，年收入12万美元，经营的是自家的买卖，也就是所谓“当自己的老板”或者“自己当老板”。由此盖洛普归纳出最幸福的美国人的基本特点：亚裔，年收入12万美元以上，男性，信奉犹太教，自开买卖，已婚......
也许你觉得这很荒唐，毕竟，谁也无法证明美国就没有比这位Wong先生更幸福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首福”，也确实透露出美国社会各色人群的生活形态和质量。其结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颇有些意外和惊异之处。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本身。中国人在美国是二等公民吗？民调显示，中国人占优的亚裔，是美国各种族中幸福感最强的。接下来是白人、拉美裔以及黑人。这一点，从过去的一些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些线索。比如，亚裔的中等家庭收入为各种族中最高，超过了白人。亚裔的平均寿命，也超过其他种族。亚裔的教育水平，当然也是最高。这合乎过去社会学研究的常识：收入高、教育水平高、健康的人，一般都更幸福些。当然更不用说，亚裔家庭比较稳定。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显示，结婚的人远比未结婚的人幸福。有孩子的比没有孩子的夫妇略微幸福一些。
另外几点，颇有些出人意料之处。这位最幸福的Wong先生，居然是位犹太教徒。这并非偶然。民调显示，犹太教徒是美国各种宗教信徒中是最幸福的，穆斯林则是最不幸福的，中国人信了犹太教倒是很怪异。不过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我的校友、前美国银行行长的夫人闲聊中告诉我：在她所居住的旧金山，犹太佛教徒特别流行。看来当今的文化汇流，已经到了无奇不有的程度。以我个人观察，在文化上比较开放、比较能接受别人的东西的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如鱼得水。至少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由于缺乏自身的宗教传统，在文化上更加兼容并包，心情好、脾气顺，也就不足惊奇了。
最后的意外，是年龄。这位王先生65岁。最近的民调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比中青年更幸福。这一点，《经济学人》不久前也有专门报道。当然，年纪大的人钱多。钱多的人一般幸福感强一些。但是，即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把经济因素排除，65岁的人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是更幸福些。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看来还要问孔子什么叫“知天命”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年是从生活经验中收获的季节。当然这里有个条件：你确实有过充实的生活，心胸开放豁达些。
总之，在美国的各色人种中，“中国人”属于最幸福的群体。在中国人中，去美国的大概也属于最幸福的一群。如果说追求幸福属于天赋人权的话，这些“中国人”对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故乡效忠，也是人之常情吧？
2015年是制造业的分水岭吗？
2011年3月，美国出口总额达到1730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15%，比2009年的水平增长37%。如此强劲的增长，在当今的萧条中无疑是个意外的好消息。问题是：这究竟是低水平上的暂时反弹，还是反映了某种长期趋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分析，这是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开始。该集团甚至预测说，2015年将是环球制造业的一个分水岭。到那时，美国的制造业将和中国至少有同样的竞争力。
首先需要澄清，这种说法并非简单地承认美国制造业目前不如中国有竞争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从1972年至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了2.5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劳动力则减少了将近25%。这意味着生产力数倍的提高。但是，另外的事实也不可忽视：美国的制造业不能满足内需，进而成为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国。中国则是制造业出口大国。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不断“外包”，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制造业从美国流向中国，似乎早已是大势所趋。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则认为这样的大趋势将在2015年左右发生逆转。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升值，虽然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但优势已经远不如过去那么大了。与此同时，美元不断贬值，使美国货便宜了许多。最近美国出口的大涨，大概和美元价值有密切关系。第二，这次经济大衰退，使美国工人和工会的要价低了许多，政府也更倾向于企业。这将大大降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第三，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大家在成本上的“起跑线”更加接近，使得制造业供应链的长度成为决定性因素。靠近美国市场的地方，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比较灵敏，制造业占据了近水楼台的优势。
这一分析，值得中国企业界认真对待。看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就知道，货币升值乃大势所趋。从人口趋势看，二十几岁的年轻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下降，到2015年整体劳动力的供应都可能下降。物以稀为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无法避免。即使没有上述这两个因素，经济强劲增长使“中国制造”昂贵起来也是相当自然的事。至于供应链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个因素：油价。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之前，油价对贸易的影响已露端倪。油价昂贵导致了航运价格暴涨，使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变得得不偿失。跨越半个地球把原材料运往中国，再把成品跨越半个地球运往美国，加上运费后其价格优势已经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小企业开始把外包的企业搬回来。这一趋势被经济危机所打断，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当经济恢复后，油价可能冲破几年前所达到的高峰。中美之间的运费将再次暴涨，进而增加“中国制造”的出口成本。
当然，美国还有巨大的资源优势。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土地资源优势。现代化工厂人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源的成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但是，像汽车、电器制造等，工厂占地甚大，土地资源的成本日渐重要，而且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这也是日本、韩国、欧洲的许多汽车制造商纷纷迁入美国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许多地区，一栋独居房子仅几万美元。这自然压低了当地的生活成本，随之降低了企业的工资成本。中国土地资源奇缺，比起美国南部或中西部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土地恐怕要贵上数倍，工业用地、居民的生存线都不断推高。当然，大件产品不仅生产用地大，运费也贵，从长远看也最难在美国市场上竞争。
中国制造业向西部进发，脱离人力和土地昂贵的沿海地区，似乎是保持“中国制造”之优势的重要步骤。其实，从长远看，这种战略并无多大的可行性。沿海与内陆的格差，更多是被几千年的经济地理所塑造，有强固的市场逻辑，很难凭人为的政策扭曲。目前西部地区已经严重沙漠化，缺乏水源，在生态上难以支持大量的人口，更不用奢谈大规模的工业扩张了。另外，因为远离水路交通，运输成本过高，乃至沿海工业区的煤炭供应，从美国进口要比从内地购买还便宜，尽管美国的煤矿在安全、环境和人力成本上比危险的中国煤窑要高得多。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运输：跨越太平洋要比从中国内地运输煤炭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