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分化之严重，本并不是什么新闻。不过，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因为数据资料庞乱，分析方法复杂，很容易被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各取所需。国会预算办公室素有非党派的声誉，并且是根据人口统计和联邦税收的资料，请众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报告一出来就有分析家指出，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报告中的数据将被反复引用。
报告揭示了如下的事实：
从1979年到2007年，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75%；20%最富有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与此相对照，最穷的20%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仅仅18%。在最富的和最穷的人口之间的60%的中产阶级，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不过40%。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成为不争之事实。
另外的一些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从1979年到2007年，最富的1%的家庭在全美税后家庭收入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7%。最富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比例，则从43%上升到53%。也就是说，最富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比另外80%的人口还要多。最穷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则从7%降到了5%。夹在中间的60%的人口所占的税后家庭收入比例，也降低了两三个百分点。
报告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联邦政府的税收政策越来越偏离了累进税制的均富原则，越来越重工资税而轻所得税。也就是说，工薪阶层因为拿工资要缴更多的税；大款们从股市等得来的非工资收入，纳税则很少。另外，联邦政府所经营的福利，也越来越丧失了均富的作用。比如，“社会安全”这项主要的福利，全流向退休人员，而不问贫富。换句话，穷人所得到的照顾，相对而言越来越少。
《纽约时报》次日发表了和CBS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民众的感受和经济学家用庞大的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不谋而合。公众中有三分之二认为财富应该更加均分一些。十分之七的人认为国会中共和党的政策是偏袒富人。三分之二的公众反对给大企业减税，但支持在百万富翁头上加税。
要知道，奥巴马如今越来越失去人心。共和党竞争总统候选人的角逐马上就将进入预选投票阶段。各候选人之间杀得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民调中，在共和党选战中领先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基本和奥巴马持平，甚至有时超出。按照常规，现在还不太知名的他一旦获得本党提名，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势头就将更大。也难怪奥巴马最近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承认自己处于劣势。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誓死封杀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算计的就是让失业率维持在9.1%这种高水平上，导致天怒人怨，乘势夺回白宫。
但是，这个民调显示了现实的复杂之处。奥巴马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持平，都在46%。在经济如此黯淡的时刻总统能够维持这样的民心，对共和党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与此相对的，是一直和奥巴马唱对台戏的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其支持率今年掉了22个百分点，现在仅有9%。奥巴马固然没有给人什么希望，但共和党表现更差。在具体的政策上，奥巴马要给富人加税，共和党一致反对。但民调显示，十分之九的民主党，三分之二的中间选民，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均富一些。民主党、中间选民、共和党大致各占选民的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算，选民对奥巴马对富人加税的政策有着压倒性的支持。另外，共和党众议员中反对奥巴马的最激进的力量，是靠着茶党而当选的新鲜人。但是，今年二月CBS的民调就显示，只有27%的公众称茶党代表自己的意愿。如今茶党势退，影响恐怕更小。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则如火如荼。这次民调显示，46%的选民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
当然，仔细分析奥巴马的支持率，就会发现其水分很多。比如，他在外交上的支持率为50%；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支持率为60%；但在管理经济问题上，支持率只有38%，反对率则高达56%。2012年大选的主题是经济。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改观，他当然凶多吉少了。以上民调只说明，奥巴马作为在任总统，仍有后发制人的本钱。
西方真穷
在美国读报，每每感到西方人真是穷。众所周知，奢侈品是显示富裕程度的重要窗口。但我总困惑：西方人炫富为啥炫得有点叫花子的味道？
以刚刚被指控强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长卡恩为例。他在西方算顶级富人。这不是说他的年薪高过奥巴马，而是他夫人是法国巨富之后，本身又曾是具有国家象征之地位的电视女主持，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有数栋豪宅，收藏着丰富的毕加索作品，平日以挥金如土著称。卡恩之案，引起美法的文化战争。美国媒体至今对这对夫妇也没有停止过敌意，对其奢华的生活方式极尽渲染。法律界人士都知道，卡恩案还没有结。这样营造的舆论环境，若案子真开审就对他很不利。因为陪审员多是普通百姓。看到你如此挥金如土，心里厌恶，容易作出不利判决。
卡恩这次受的罪，确实不小。这个习惯于在宫殿中生活的人，一度成了阶下囚，并被进行自杀监视。知道内情的人评论，这并非小题大做。那监狱是有名的。像卡恩这样的人关到那里哪怕一天，也是终生难忘，更不用说想到自己可能在此度过余生的前景，想自杀是合情合理的。所幸的是，他有钱的妻子马上组织了一个“梦之队”辩护律师团。此团队也证明自己不是白拿钱的，马上为卡恩争取到了保释。接着，诉方发现“受害人”信誉有问题，法官取消了卡恩的监视居住。对卡恩来说，这岂不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所以，他要和家人庆祝一下。
这顿奢华的“庆生宴”，一下子成了美国媒体津津乐道的炒作主题。像《纽约时报》这种大媒体，在上个周末报道卡恩出席音乐会时还提到。因为这顿饭的价码惊人：4个人的派对，700美元！平均一个人下来，要175美元。
我看了有点糊涂：人家夫妇身价上亿。这又是死里逃生的人生大事，庆贺一下，一人花175美元有啥可炒的？开始以为媒体少写几个零。但因为没完没了地报道，这次看真了：确实700美元。
问题是，美国的奢侈品虽然很奢侈，但和普通人的消费标准偏离得有限。美国家庭的中等年收入在5万美元上下。一般好餐馆，一顿晚餐一个人消费50美元就很高档了。这种奢华，咱这样的大学教书匠从来没敢享受。不过，我有位高科技的朋友透露，他和挣6位数年薪的妻子确实顶级奢华过一次，俩人一顿饭吃了300美元。不过，那300美元真不是白花的。服务员的素质就不一样，像个上流绅士、学富五车。连胡椒粉等，都是从特别的产地运来的。而且那是在一个顶级富豪度假的岛上。
由此想到抗日出身的老父。小时候他给我讲革命故事，说自己到乡下动员老百姓反蒋，每每教育百姓：”
“蒋介石真腐败，每天都吃一个苹果。那时在北方，吃苹果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他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进步多大！你们这些大学生都能当蒋介石了。还不知足吗？我又想起不久前一大款在微博上挖苦几个批评社会的知名人士，说这几个人一年挣不出他一顿饭钱，也好意思对国家说三道四。我私下算算，这些知名人士一年至少能挣几十万吧。不够他一顿饭？看来，至少在奢侈品这项上，卡恩所在的西方，还处于“初级阶段”呢。
困乏与智商
以色列出身的普林斯顿心理学家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和出生于印度偏远乡村的哈佛经济学家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Mullainathan）最近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在时间、金钱和卡路里上的匮乏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并试图启发公共政策。两人可谓天作之合。身为心理学家的埃尔德·沙菲尔频频介入公共政策的研究；身为经济学家的希尔·穆莱纳桑则特别注重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们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属于行为经济学的新星。另外，埃尔德·沙菲尔来自发达社会的精英传统，希尔·穆莱纳桑则熟悉贫困的印度农村。这种背景，给两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合作中自然相得益彰。
他们进行的两组心理学实验非常说明问题。一组实验的对象是印度的蔗糖农民。这些农民在刚刚把自己的收获卖出后，生活上比较宽裕。此时对他们进行智商和其他的测试，得分都相当高。但是，到了收获之前青黄不接之际，这些农民往往在困顿中挣扎。此时再对他们进行测试，发现他们的智商明显降低，难以集中精力，思维非常短视。
另一组实验中养尊处优的普林斯顿学生，大多没有经历过印度农民的困顿。但是，他们在困乏时的行为并无根本的不同。当他们在固定的时限内做一组题时，时间不够时往往要借时完成，忘了规则中对借时所施予的惩罚性“利率”。结果，他们同样不停地作出短视的决定，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伤害自己的长期利益。
这些研究揭示出了困乏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心理影响，塑造着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智商。在美国，你如果问一个中高产阶层本城市最低的出租起价，对方往往不甚了了。但是偶然用出租的穷人则对此了如指掌。穷人操心的事情不同，要面临成千上万富人甚至意识不到的决策。比如，买了一罐奶，就不能买橘汁。在谈不上喝奶和橘汁的穷人中，这类决策就更复杂。可惜，人脑的容量有限。当穷人的思维被这些决策所“淹没”时，在其他方面的决策和思维能力就受到巨大的影响。甚至穷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两教授在新泽西一家食物救济中心（施粥所）对那里排队的穷人进行访谈。结果发现，那些比较自信的穷人，有一半会去领取自己的福利。那些不那么自信的，只有16%会这样做。美国的许多观察家指出，许多穷人不去领取救济，是被申请表吓住了。这两位教授则从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洞见。
这一研究，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完全可以融会贯通。最近看一条微博这样写：
“门诊一病人，当内痔出血治疗半年，无好转。肛检触到明显直肠占位，建议肠镜，说吃不消，价钱贵，拒绝。告知家属基本就是直肠癌，需要病理确诊，家属还是拒绝，那种不信任的眼神刺到心伤。亲，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要肠镜做出来没问题的话原价退款 +赔偿精神损失吗？亲！”
你可以感叹中国人素质差。其实，人穷到一定程度，就会作类似的错误决定。美国医改的讨论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现象是：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往往是小病不治，等小病发展成大病，治疗起来成本翻上好几倍。我个人也有亲身的经历。当年在纽黑文读书时，医保中没有牙医保险。因为穷，不能按期洗牙，等牙痛了跑去看，医生处理后告诉我另外一个牙也岌岌可危，需要花200多块补好，否则就会坏掉，不得不做牙冠，那就是2000块的开销，还不说遭的罪。我当时死活不信，觉得牙医想拉生意。临走时，那牙医恳切地说：作为你的牙医，我真不能这样让你走呀。但我很坚决，就是不信。结果，半年后那颗牙就痛得我死去活来，在止痛药失效后跑到另外一个牙医那里，结论是：必须做牙冠，2000左右的开销！我的错误决定，不仅折磨了自己，而且导致了一千七八百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想想这些，我至今还觉得愧对那位牙医，觉得自己太不相信人了。按说，我有足够的智力读下耶鲁的博士，不至于如此愚蠢吧？但是，当你穷到一定程度时，你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反省人类几千年来对贫困问题的思索。比如，在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新的产业大军，如何救济贫民，就成了公共政策的核心，乃至有了“贫困法”。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主流看法是：贫困来源于人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新教伦理中的“选民”观念无疑也强化了这种成见：那些秀异之士，虽然生于困顿之中，但一切艰难困苦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症候，他们无不能在逆境中奋起，获得巨大的成功。这说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人间也承担着上帝赋予他们的非同寻常的使命。至于那些穷人，则因为缺乏这样的品质，甚至品质特别恶劣，故而永远沉沦于贫困。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当时的许多资本家认为穷人必须被超长的工作时间和仅够生存的工资逼使，才会正当运用自己的精力。否则，他们一旦有了闲工夫或闲钱，就开始酗酒、淫乱。
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大量努力工作的产业工人所经历的困顿使人们慢慢认识到：穷人并非俗见中那种堕落之徒。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罢工，罢工游行时也往往穿着绅士的服装，试图证明自己的社会文化行为符合上流社会的规范。慢慢地，人们对贫困的概念转化。这是19世纪末福利制度兴起的一大社会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