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贷是一个社会对下一代的整体投资，不能在具体个案上斤斤计较，一定要收回成本。如果毕业生拿了高薪，说明教育的成功，自当归还投资。但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许恰好说明教育的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向受害者要钱？当然，还有许多毕业生放弃有油水的行当、投身于公共服务，社会应该予以鼓励。你到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就知道，给你服务的经常是一些非常典雅斯文的女士，对图书了如指掌。一查人家的年薪则吓一跳：才两三万美元。这种人，当是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人家肯为社会干这种事情，社会难道还应该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追讨学贷吗？
近年来经常听到中国一些大学毕业生因为无法偿还学贷被起诉的案子，许多学校还为此大谈所谓“诚信”问题。甚至有个案子，是 2002年发放的学贷，2008年不还贷就被起诉了。如果2002年贷款的学生是新生，到2008年时才毕业两年！这是否逼得太紧？大学生毕业成了蚁族，能拿什么还贷？另外，中国大学的负债总额或达五千亿。这钱肯定是还不了的。和大学本身无法偿还的贷款相比，穷学生欠的几个钱也好意思追吗？
我能睡你的床，为什么不能抢你的官？
2011年美国的政治家大概都学到了生动的一课：把房子租给别人时要小心。闹不好，自己的官位也会随着房子一起租掉了。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的市长选举上。芝加哥的现任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今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竞争。其中，奥巴马的首席阁僚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立即辞掉白宫的职位，准备竞选芝加哥市长。
伊曼纽尔突然放弃如此高位来竞选市长，看来是势在必得了。看看他的资历就明白，确实很难有人能和他竞争。他的祖父到芝加哥定居，一位叔叔是当地的警察，自己不仅在芝加哥长大，而且在这里养育了三个孩子。应该说，他是芝加哥之子。克林顿当总统时，他是白宫的高级顾问，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后来回到芝加哥，当选为众议员。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旗开得胜，从共和党手里夺回国会山，为 2008年民主党的大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他正是这场翻身仗中公认的领军人物。也怪不得，奥巴马一上任，就把他召入帐中，成为首席阁僚。芝加哥市长是民主党的囊中之物。伊曼纽尔近年来不仅是民主党的灵魂，而且是通天人物，是和总统每日都见的“哥们儿”。他要回家选公职，民主党内的经济资源也都在他名下汇集：竞选资金充足，竞选班底雄厚，本人声誉赫赫，必要时奥巴马总统会回乡给他助战。也怪不得，如今预选还没有开始，有19个候选人竞争，伊曼纽尔已经在民调中获得39%选民的支持，第二位候选人以区区12%的支持率几乎无法竞争。伊曼纽尔成为下任芝加哥市长，似乎已经板上钉钉。
但是节外生枝，伊曼纽尔如今竟面临着栽倒在自己的房子上的危险。当奥巴马的首席阁僚不比当议员，总统随叫随到，所以他全家必须搬到华盛顿，并把自己的房子以每个月5000美元的租金租给了芝加哥一个房地产商哈宾（Rob Halpin）。这位房客今年刚刚续约，现任市长就宣布不再连任。伊曼纽尔马上决定要返乡竞选市长，并要求房客修改租约，提前迁出。但是，房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那房客马上搞了两万人的签名，自己宣布要竞选芝加哥市长。
伊曼纽尔搬不回自己的房子，倒是件小事。但现在看来，他闹不好可能丢了芝加哥市长的位置。当地法律规定，当市长必须在就任一年前是本地居民。伊曼纽尔虽然祖宗三代都是本地居民，但正巧在这一年进了联邦政府，不在本地居住。也正是如此，两名芝加哥的居民提出诉讼，挑战其候选人的资格。伊曼纽尔辩称他世代居住在芝加哥，在城里有房子，并且每年都缴纳房地产税，是正经的纳税人。他的竞选发言人也把他移居华盛顿比作军人到海外为国效力，或志愿者短期离家到第三世界服务。但诉讼者则称这种理由离谱得很。在他们看来，伊曼纽尔的心思是如何在政治上往上爬，对本地老百姓缺乏担当。他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过久，一天到晚在国家政治中周旋，算计的是个人的政治前程，和家乡的老百姓已经不是一门心思了。许多选民也开始接受这种看法。
伊曼纽尔的房客从来没有政治经验，但这么一闹突然有了知名度，在这大概算是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吧。他不仅租了伊曼纽尔的房，而且还睡伊曼纽尔的床。据他说，本来租了房子，应该把主人的床请走，但伊曼纽尔的床超大，不掀掉屋顶请不走，于是索性自己夫妇俩人就睡上了。似乎这张不寻常的床比伊曼纽尔本人更有“在地性”，即更忠于芝加哥。睡在上面，就有了更多的本地资本。当然，此公靠租伊曼纽尔的房，睡他的床肯定当不上芝加哥市长。至今他没有竞选班子，本人也没有真正进行竞选。但是这么一闹，声名大振，也许日后的房地产生意火爆很多。
选举是在2011年2月22日举行，伊曼纽尔必须在2010年2月22日搬回来。可是，他恰恰是在5个月前把房子租掉了，没有料到有选市长的机会，似乎也没有及时另租房子。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如果他没有法定日子前在芝加哥的住址，他的本地居民的身份就可能成为严重的法律问题。奥巴马当年在政治上出道时，就深知法律的厉害，找律师利用资格问题干掉了第一个政治对手，如今类似的事情可能轮到他哥们儿头上了。
伊曼纽尔最后还是当选了。不过，整个过程因为房子问题一波三折。他一度被法院取消资格，被迫上诉。后来被高一层法院恢复了资格。一时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这一切看上去像是场政治闹剧，其实质还是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精神：美国是以地方自治立国，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也好，芝加哥这种国际大都市也好，老百姓对于自己管理自己事物权利看护的很紧，特别忌讳从外面空降政治领袖。最近中国有地方政府准备派官员到美国地方政府挂职，我警告说：这不过是常驻观光而已。在中国，政府可以把大学生派到农村挂职当村干部，农民除了接受外也毫无办法。在美国，从伊曼纽尔的例子可以看出，就是总统，也并非想到哪里挂职都可以的。比如，奥巴马在芝加哥有房，回这里竞选公职也许还行。但房子如果租出去，就未必行了。美国人讲究地方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各自为政，整个社会却井然有序，地方官有很高的政治声望，像伊曼纽尔这种联邦政府最上层的人物，都宁愿放弃华盛顿的一切跑到家乡当地方官，积累政治资本。怪不得美国人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债务游戏玩不得
2011年5月31日，美国众议院以318对97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提高联邦债务限额的议案。
美国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一直靠借债度日。但是，借债的额度是有法律上限的。目前的联邦债务上限是14.3万亿美元。这个债务极限，在5月16日已经达到。财长盖特纳警告说，政府可以通过若干机动性财政措施维持。但是，国会如果不授权提供债务的上限、使政府继续借钱的话，联邦政府将破产。
破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支付其承诺的许多义务。比如，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美国破产，许多债就可能无法偿还，甚至可能连支付利息的能力也没有。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美国政府之所以一直能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到钱，就是因为保持着良好的财政信用，没有出现过借钱不还的时刻。如果在借钱的问题上耍一次赖，日后就不太会有人痛快地借给美国钱了。肯借的，也会要求非常高的“风险利率”。这样，美国的整个利率就会暴涨。仍然十分脆弱的经济恢复，无论如何经受不了这样的重击。当然，美国政府或许可以选择其他的办法。比如，按法律应该支付给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的支票，被迫终止支付。这样赖账的结果，是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丧失生活来源、陷入赤贫。这当然也会打击消费，颠覆刚刚开始的经济恢复。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一投票不过是两党政治中的行为艺术，不可太认真。这个议案是共和党坚持要拿出来表决，然后亲手否决。事实上，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支持票。民主党则根本不愿意提这件事。可见，这是共和党自己给自己搭台要表演一下。更有意思的是，共和党领袖选择了在当天股市收盘后投票，并且在几天前特别召见华尔街的总裁们，告诉他们这一投票不过是向奥巴马示威，不会真把美国搞得破产。华尔街的人不会忘记，2008年9月众议院以二比一比例的压倒优势否决了救市案（TARP）。当时电视实况转播时屏幕一分为二，一边是众议院投票的景象，一边是华尔街的股市。结果，当天股市猛跌777点，创造了单日下跌的记录。这次投票，因为提前打了招呼，股市没有跟着发疯。第二天道琼斯下跌将近280点，主要是因为就业数据，而非债务危机。
两党都知道，不提高负债极限的代价是承受不起的。但是，两党都希望利用这一末日景象在政治上逼宫得分。共和党提出：要增加负债极限可以，但必须有条件。奥巴马政府必须同意大幅度削减预算。只有削减政府预算，才有可能最终平衡预算。否则，钱一不够花就提高负债极限、去借更多的钱，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头？负债极限这样的法律制度岂不成了儿戏？民主党方面也很硬：按照共和党的计划，医疗、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都要削减，弱势阶层更加无依无靠。必须通过在富人头上加税来逐步平衡预算，恰恰是共和党拒绝增税。双方都各占一头理，互相恐吓，希望对方眨眼让步。
民主本来就是个让步妥协的艺术，两党已经玩得精熟。所以，多数人还是不把这场危机当真。当年的救市案，被否决后大家经过妥协磋商，不是马上又通过了吗？但是，美国走到无钱可花、无钱能借的地步，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万一哪一方都不肯让步，就可能在证券市场引起恐慌。如今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未化解，美国再出现债务危机，谁能承受得起？
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第一，共和党众议员中这次打先锋的，多是些去年中期选举刚选上的“新鲜人”。他们缺乏治理经验，去年的当选，主要是借助选民讨厌债务、反主流的情绪。这种反主流倾向，使许多获得本党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在预选中就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砍倒。结果，这些新鲜人中有不少是在选举中不受本党支持的非主流派。他们当选后自然不那么愿意听从党内大佬们的吩咐。这将影响共和党领袖和奥巴马达成协议的能力。第二，有些共和党议员，这次并不是上演行为艺术，而是真诚地相信让国家破产、让联邦政府无法履行承诺，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他们心里有一种不能公开讲的看法：选民被惯坏了。只有让他们尝尝破产的滋味，他们才会恢复理性。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看看选民的态度。根据CNN在4月29日到5月1日期间的民调，60%左右的选民反对提高债务极限。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靠借债度日了。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愿意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了。可惜，根据CNN在3月11-13日期间的民调，仅有14%的选民支持削减医疗费用。换句话说，美国人现在既不希望借钱，也不愿意削减目前所享受的、靠借钱来维持的福利。想想看，如果你送孩子到美国读书，答应一个月给他2000美元的生活费，他第一个星期就全花完了，然后向你要求预支下个月的钱。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以后，你还会无条件地预支给他吗？
这里就碰到了民主制度的一个难题：民主制度要求政治家的行为反映民意。但是，如果民意本身自相矛盾，甚至完全非理性，政治应该如何运作呢？
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耐人寻味地指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所以才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这种非民选的终身职位。这次的债务危机，也颇能说明这一点。制定债务限额时，大家都知道超出这一限额，会让国家背上过重的债务负担，会让下一代，甚至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为自己买单。但是，人性很容易被贪婪所征服，会买自己明明买不起的房子，挥霍无度，最终借债上瘾。对这样的人，是应该按照法律让他尝尝没有钱花的滋味，还是修改法律让他继续借钱，甚至借明明还不起的钱？所以，这派共和党人的态度是：你既然过不下去了，可以预支点钱。但是，你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计划节衣缩食，证明目前过高的债务只是非常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