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2003年12月）
毛泽东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巨人。他凭着独特的领袖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社会因素和毛泽东个人因素优化综合的产物。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不仅是形象和具体的，而且是充满哲理的；既简洁实用，又博大精深。从本质上说，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问题的领导艺术。它的科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把调查研究贯穿于领导历程的始终，
由此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
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者获得成功的重要领导艺术。正确的调查研究，既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又是实现正确领导的基础。把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工作方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列宁有许多发展，而发展得更完备的则是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从而使科学的调查研究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是从科学周密地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倡导和实践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他的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之中，无论在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是罕见的。早在苏维埃时期，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足智多谋，“毛委员有主意。”就是对付蒋介石，大家也感到只有毛泽东的一套办法才行。毛泽东的才能与智慧来自于调查研究，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智慧。他写于1925年底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调查报告，科学地阐明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程度等，为我党正确制定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周恩来精辟地把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概括为调查研究。他说：“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领导者科学决策的起点，又是领导的基本方法。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如果胸中无数，情况不明，处理问题就下不了决心，也就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上井冈山后到长征前，他撰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报告，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激烈战争的间隙，仍不忘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并用于整顿党的作风，改进党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重视并亲自调查研究。他说：“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929年至1931年在《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此开始了我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活动。解放以后，毛泽东坚持面对现实的调查工作，亲自组织了对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方面的调查。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是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一个多月时间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果。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不仅到广东进行调查，而且组织力量对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中央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教育十六条，都得益于这些广泛而系统的社会调查活动。在毛泽东领导艺术中，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贯穿于毛泽东领导历程的始终。
二、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环节，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
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不仅是领导者作出科学决策，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避免发生右的或“左”的错误的根本方法。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把各种矛盾联系起来，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中抓住那些起着领导作用、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矛盾，不断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前进，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和最显著的特色。
毛泽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领导艺术，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形成科学的判断，并由此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革命的战略部署而奋斗。正因为毛泽东面向实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军事斗争特点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善于结合国际社会斗争形势，正确地把握国内的阶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全力抓住居于主要地位、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引导人们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的中心环节，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批评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解决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毛泽东多次指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他反复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工作中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善于统筹全局，抓住工作重心，但又不能“单打一”，顾此失彼，要学会“弹钢琴”。
“党委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
毛泽东把“弹钢琴”运用于领导工作实践，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善于处理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既抓住中心，又兼顾其他方面的工作；二是要注意组织管理中各个因素之间的有机配合，平衡协调，使之成为一架浑然一体的管理机器，产生有节奏、有旋律的运动，并把握这一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的中心环节，建立起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机制，以推动整个工作的发展。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村，但又不能忽视城市工作；强调革命战争是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服从革命战争的，不能离开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但又应当注意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当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地指出，乡村包围城市这一工作方式现在已经完结，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抓住中心，统筹全局，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事业，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协调地向前发展，充分体现了他善于“弹钢琴”的高超领导艺术。
三、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领导者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决策。制定战略是决策，确定规划是决策，制定政策是决策，任用干部也是决策，决策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所以，决策艺术是领导艺术的精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斗争环境错综复杂，情况千变万化，毛泽东以超人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妙计迭出，显示出他独特的决策艺术。
毛泽东富有战略眼光，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随机应变，果断决策。1947年，胡宗南大军进逼延安，局势跟陕北的严冬一样冷酷。即将撤离延安的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来见毛泽东：“毛主席，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毛泽东微笑着，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探我。以后的事情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这种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是建立在他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必胜信心之上，同时，也表现在他那具有缜密的战略头脑和科学的理论思维之中。他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判断，具有一种罕见的、不受细节缠绕而直接把握本质的能力。这往往使他比别人更迅速地领悟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在运筹帷幄、审时度势方面胜人一筹，从而赢得了历史的机遇和革命的成功。
审时度势，多谋善断，首先要多谋、深谋，这是善断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多谋，既要谋于上级，又要谋于下级和群众，尤其要向群众作深入充分的调查，问计于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如何善断，一是要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坚持多方案选优；二是要在多谋、深虑的基础上，及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及时进行决断，切忌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要做到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要求领导者必须有较强的洞察力，能很快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事物的本质，能超越常规的程序作出对客体本质的反映。洞察力并非神秘莫测的东西，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种敏锐的理性活动。毛泽东决策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根植于中国这片沃土之中，在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到农村去设“大本营”，建立革命根据地，由此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得以确立；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智调滇军，转危为安，跳出重围；透过抗日烽火，把握客观规律，预测到持久抗战的三阶段，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一身系天下安危，依然赴重庆谈判，针锋相对，坚决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作斗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中原大地，适时发动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这种高超的决策艺术，是他自觉地在日常生活和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炼出来的。
毛泽东决策艺术的又一个特色，是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迅速地应对事态变化，以策略的灵活性更好地坚持原则的坚定性。重庆谈判，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交替使用反革命两手，企图抢占抗战果实。为了遮盖“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直接举行谈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毛泽东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作了有分寸的让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民主。重庆谈判，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揭穿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并迫使蒋介石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了字。重庆谈判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毛泽东非凡的大无畏精神外，还在于他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并在决策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巧妙地发挥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领导艺术。
四、善于在斗争实践中培养造就人才，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毛泽东具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他认为，领导者的职责，除了“出主意”之外，就是“用干部”。不论是科学决策的执行，还是组织管理的实施和各项领导工作的进行，都离不开人才这个决定因素。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在他的全部领导活动中，首要的第一位的就是用人问题。能否正确地选才用人，不仅是衡量领导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