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力量的世界性规模、政治影响力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适度的军事存在都至关重要，而文化要素的重要作用也不可或缺，因为后者不仅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而且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乎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甚至决定着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和影响力。以“文化大国”身份而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这是中国崛起赋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使命和责任。因此，站在中国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于未来人类文明发展这一广阔的历史进程，以一种战略性、前瞻性的思维来全方位思考未来三四十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及走向，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统意义的硬实力主要是以军事和经济等传统实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胡萝卜”或“大棒”利诱、威胁他国去干它们不想干的事情。而文化软实力则是同化性权力，是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知识体系等，其作用途径乃是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对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渠道对他国发挥“吸引”和“说服”的作用。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阐述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统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所要结果的能力。他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是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实力在于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相比硬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更容易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它可以从软实力的效果中受益而无须付出高昂的军事和经济代价。
从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来看，世界大国身份的获得不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取决于该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因为后者不仅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组织和动员并发挥其最佳效能的保障因素，特别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强大的国家凝聚力等因素对于国家力量的充分动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所言，“文化力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添分量”。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成就其全球霸业并建立起遍布全球的殖民领地，除了它拥有世界工厂之美誉的工业实力、世界性的金融和信贷、一流的海军等硬实力，还与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领先全球的科学技术以及在全球推广自由准则等软实力因素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之所以雄踞霸主之位并历久不衰，也部分得益于其文化的全球传播、对国际规则的控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国际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就是堪称与经济、军事霸权相媲美的文化霸权。“罗马及前苏联的文化影响止于其军事力量的尽头。但美国的软力量统治着一个日不落帝国。”
历史的启示是，世界大国的成长及其最终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如果一个大国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具有引导力的文化形态、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或文化理念，不仅难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同，而且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苏联之所以迅速走向衰落直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而主要应归咎于它的政治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而日趋僵化，在于其民族凝聚力日趋涣散导致国家认同的降低直至多民族国家的最终解体。“历史的教导是：一个超级大国无法长期保持它的主导地位，除非它能——充满着相当大的自认为正确的信心——提供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再如，日本早在30年前就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但它至今仍不是一个世界大国，部分原因也在于它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国力，缺乏一个大国应当具有的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形象，因此日本很难消除其他东亚国家对其发展目标的疑虑和担心，其许多对外政策就难以得到应有的国际理解和承认。
近代以来，国力构成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向，是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再是决定国家力量的唯一要素，文化、价值观所体现的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软实力概念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而带来的国家权力的变革、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变化这一历史趋势，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因素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从而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因此，中国要实现崛起，就不能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存在，就必须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具有的全球文化责任，不仅在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也能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全面复兴，从而再现盛唐时代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
著名的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在60年前就曾卓越地预言道：“今天，世界上有因工业发达造成其实力的大国，与现存大国并列的，还有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与他双峰并峙的另一位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也在上世纪70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文化复兴：“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中国的复兴将是文化的复兴，这一进程必将影响整个世界。
虽然两位历史学大师的预言尚未实现，但东亚之中国正在稳步走向复兴。当前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客观地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据此拟定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以全面推进中国文化的复兴进程。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评估：优势与不足
评估中国文化实力的大小，大致有这样四个维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扬弃
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在承认矛盾和差别的情况下和谐相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和合”理念体现在国内治理和国家间关系上，就是“仁政”、“王道”思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斗星一样，在自己一定的位置上众多的星星都围绕着它。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贵和慎战”，讲求“布恩信，怀远人”。“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中国的郑和船队早在600年前就抵达过印度洋周围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但中国人并没有以武力开启殖民历史，没有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和物质，这是中国人追求和平与友谊的最好体现。正如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所说：“不能用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类推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天授民族扩张和领土扩张的命运论，也没有文明传播的使命。”有鉴于近代西方列强大多靠武力来建立并维持其霸权，当今美国仍然执着于在全球布阵并奉行单边主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或将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贡献自己独特的智慧和秩序伦理。
中国文化还具有积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天生的文化优势、温良的民族性格和长期的民族融合历史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间进行了无数次大开放、大交融的历史，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令世人仰慕的盛唐气象。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因其先进性而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同化力。日本从唐朝直至明治维新长期师法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常可见孔庙和汉文，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华夷秩序”、“东亚朝贡体系”更是中国软实力影响的见证。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及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中华文化远播到非洲及西欧大陆，甚至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
在本质上，中国文化是一种强调多元而又一体的“大一统”文化。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一旦崩溃便无法复原不同，中国社会经历了晚周五百余年的分裂和汉末四百年的分裂，最终仍能统一并且成功地复原、扩大。每一次政治统一体的破碎，其结果却是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从而为新的政治统一准备了条件。雅斯贝斯对此论述道：“所有统一的一致性，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达到了顶峰。文化、宗教和国家，全体一致。对于中国人的意识来说，整体是一体的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帝国。”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种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却仍能赓续相传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人拥有强大国民凝聚力和旺盛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多元而又一体的认识，汤因比才肯定地预言道，未来世界的统一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统一，而能够承担这个历史任务的，不是欧洲和美国，而是东亚的中国。“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