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战略对手来讲，通过利用战略目标国的经济危机、内部政治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社会不稳定、发生动乱等机会控制和击垮对手，是其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战略。而支持反对派成立、支持舆论导向、引导民意等手段，是任何竞争对手都可能选择的外部影响方式。这些，可能是对手“巧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作为一个学者，需要指出和担心的是，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用传统集中的方式对付发展中的现代民主，而没有学会用现代国际政治和体制改革及建设的方式，去应对现代外部政治势力复杂的竞争和影响，结果可能是必输无疑。
（三）遏制中国崛起的军事战略
当然，对于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来说，在未崛起之前，通过军事打击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国防等体系，是再好不过的希望。但是，军事战略存在诸多风险：一是美国多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消耗较大，在经济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之下，对体量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大得多的中国采取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国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支撑，是个疑问；二是当年在军事力量悬殊的格局下，中国与美国曾经在朝鲜进行过军事冲突，结果是不分输赢，平局而结；三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尚未排除，二战时盟军基本上摧毁了它们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但是，在一个战火涤荡后的空白瓦砾上恢复经济，似乎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人们更加有精力和凝聚力，战后其经济迅速增长，反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于美国对中国军事遏制的战略，由于本书主要从经济分析入手，加之国内外对此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这里不详细进行讨论。
由于受中美经济相关性深化，对大国战争的成本高昂，美国经济的下行态势等因素影响，美国对中国发动海陆空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小概率风险也是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变成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
二、中国：决不当头与确保内部稳定
前面已述，美国为了维护其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之国家利益，将中国作为影响这一重要利益的几乎是唯一的潜在敌人。由此出发，美国制定了对付中国崛起的战略，并且付诸行动。中国如何作战略和行动的应对呢？
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和复兴，是势不可挡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强盛后，将自己在世界各国中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需要有一个战略谋划。有三种方案选择：一是代替美国，充当全球领导国家；二是富在自己，对外漠不关心，无意于他国问题和国际事务；三是积极推动全球国家民主化进程，形成新的国际政治规则和秩序，建立新型民主的现代世界治理结构。
（一）区分传统文明世界与现代文明世界
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从学术上讲，就国家出现后其进程和阶段的划分，需要将世界作传统文明世界与现代文明世界之分。世界大家庭中活动的主体是各个独立的国家。
传统文明世界的特征是什么呢？（1）一个国家里一般推举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形成威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且国家领导人，包括其悍将一般是能保卫国家和征战外部的英雄；（2）国家之间经济联系较为封闭，相互间盛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并以战争的方式进行人口、国土和其他资源的获得和分配；（3）区域和全球各国，通常都形成领导国家，大国和强国之间，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发生冲突，经常以战争的方式决定大国领导地位；（4）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间盛行哈丁规则，即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地球这样的公共场地，各国都尽可能多地使用海洋、大气层、矿产淡水、外太空等资源，为本国所用；（5）传统世界后期逐步形成稳定的国家版图。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成立了联合国，形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生态环境国际协调会议等这样新的全球治理形式，然而，就二战后的几十年看，人类进步并没有摆脱传统文明世界的特征，先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后又形成了美国单边领导世界的格局。说明像美国这样内部政治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却抱着传统文明世界谋求国际主宰地位的观念。
人类摆脱传统文明世界观念和模式及其带来冲突的出路何在？我认为每个国家本身都要向着现代国家迈进，同时对外还要推动现代文明世界的建设。
那么，什么是现代文明世界？我认为：（1）各个国家内部权威政治体制逐步弱化，形成民主政治体制，从过去保家卫国由领袖型人物主导，转变为形成保家卫国的现代国防及安全体制；（2）国家间在领土方面，不能以强欺弱、以赖欺理，不能随意侵略主权国家，吞并领土、掠夺资源。特别是现代投资、产业体系和跨国公司等形成各国间的分工和协作，而通信和交通则使各国通过国际市场和贸易来进行资源分配，并且共同创造和分享利益；（3）各国无论大小，国际政治上平等相处，从传统的大国领导治理结构转向各国民主共治的治理结构，形成以国家参与和考虑各国人口比例的民主和协商机制，如完善和加强联合国框架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4）处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全球哈丁悲剧的发生，避免人类在生态环境资源方面形成不可持续的局面，甚至发生严重灾难。人类社会需要从一个传统文明的世界转向现代文明世界。
21世纪，人类还是需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避免灾难和向往安宁，要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地缘政治与全球化、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大国与小国等重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这需要选择和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是一个国家领导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方式？如果欧洲能克服其目前的危机，走向统一，是欧美中三个大国平衡治理世界的格局？是G20协调领导模式？还是需要一个摆脱任何国家主导的，各国民主形成的联合国框架的全球治理结构。我认为，理想的模式，应当是最后一个能摆脱大国之间相争、大小国之间不平、贫富国之间不公等旧格局的全球共治架构。
（二）决不当头与推动建设现代世界新型治理结构
中国在21世纪国际地位的抉择上，无论从与美国避免正面冲突，建设和谐世界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国力，给自己平稳发展谋求国际环境考虑，都应当谋划自己合适的国际社会处事和地位战略。
1.向全球声明：决不当头
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声明，中国永远不谋求全球领导国家地位。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几年中，提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事和地位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他还补充道：“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这样的战略，有它科学、客观、历史和长远的道理。一是中国人均财富水平很低，成为人均财富富国，奠定领导国家地位，时间上可能遥遥无期。虽然经济总量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是，中国2012年人均GDP只有6094美元，为美国人均GDP水平49802美元的12.23%。中国21世纪的主要任务，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消耗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上，以及用于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军事力量方面。二是中国从历史到今天，都是国际政治主要国家领导以及两强相争这样格局的长期受害者，中国不应当再走争当领导，挤兑和损害别国的老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其为主要霸权国家的各列强，侵蚀和瓜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20世纪美苏两强相争的时代，中国既受以美国为主要领导国阵营的封锁，也受苏联割出蒙古、确认沙皇时代不平等条约、边境军事重压和威胁等之害。而苏联解体之后的暂短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又针对中国发生军机相撞等摩擦事件。21世纪初的10年后，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其战略任务就是围堵经济上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潜在威胁者的中国。中国不希望自己受害，也不准备充当世界领导国家而让别国受害。作为全球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华民族也不希望世界未来历史在大国起落、争执不断、各方受害的恶性循环中动荡不定，不得安宁。三是中国人口规模是世界第一大国，如果努力使人均财富实力排在世界前20位，而有争当世界领导国家的本钱，则全世界的资源都供给中国使用，都存在巨大的根本就无法满足的缺口。中国如果努力使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位而谋求世界领导地位，那将是全球生态环境资源的灾难和末日。20年后的中国格局可能是，国家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人民富裕程度居世界中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在财富实力达不到的时候，而去争当所谓的世界老大。
2.推动全球各国民主共治进程
提议、推动和形成一个世界各国民主参与的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应当是中国鲜明的国际政治秩序建设态度，是我们可能要长期努力的全球治理理想目标。中国一切国际政治关系的战略方向、行动原则、策略步骤等，都应当以其为主线布局。但从各个阶段和实际推动看，需要有以下战略路线图。
一是强化中美，还有中欧战略对话及协调机制，包括未来可能形成的欧美中三方对话和协调机制。双边和三边开展经常性的对话，其作用在于：（1）防止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对对方意图发生误判，爆发冲突；（2）解释各自一些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的意图，双方形成相互理解；（3）防止不直接对话，其他方不怀好意介入离间，破坏和恶化双方和三方关系。2005年8月，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了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欧之间也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各次会议上，双方就如何看待对方发展、中欧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交流。
二是积极参与G20对话和协调机制，逐步扩大G20的功能范围。G20，在原8国集团的基础上，加入了世界一些新兴的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大国，是一个世界多个经济和人口大国领导和解决事关人类重大问题，替代和弱化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组织方式。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和推动其作用的加强和扩大。20国峰会通过多边协商，推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权利和发言权。如2012年6月18—19日20国峰会，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增资，其中中国提供430亿美元，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得到提高，提升了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