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战略和行动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冲突，本章将深入探讨中美两国在面对国家利益冲突时所应当采取的战略和行动。对于互不协调双方所采取的战略和行动，会带来的投入、代价和收益暂不作考虑。
一、美国：确保未来全球领导地位的对中博弈
从历史上看，美国为获得其目前的领导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独立战争前，美国处于被英国等欧洲列强压迫的殖民地的地位。美国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口农业产品、铁矿及铁等，英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等工业品。1783年，美国借着第二次工业化的春风建设国家制度和货币体系，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战争消耗且出售军火，美国在1900年GDP规模超过英国，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制海权。
二战期间，美国先是坐山观虎斗，后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国阵线。美国主要参与了对日战争，最终以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在核武器及其攻击方面树立了其重要的战争主导国地位。战后美国着力于完善现代国家制度、推动科技进步及鼓励投资和创业，由此取得了一系列主导优势：1944年7月，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有世界竞争力的耐用消费品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工业；1956年底，扶助英国度过金融危机，使英国放弃独立外交，追随美国；冷战时期，率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与苏联对垒；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独大的经济军事强国，主导许多国际事务，成为全球实际的领导国家。
通过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领导地位的过程来看，它们同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都相同，而美国并没有因价值观的一致而放弃争取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也并没有因俄罗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放弃对它的遏制，俄罗斯并没有成为西方国家的盟友，美国仍然时时防止其东山再起。因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国家利益冲突是首位的，意识形态不同是其次的；而且，有的国家往往以价值观的不同，来解释相互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根本性矛盾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价值观不同只不过是实现其背后实际国家利益的借口而已。
时至今日、望及未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经济低速增长、规模比例相对下降，而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相对上升。在21世纪的世界史上，亚洲东部的中国将在经济上崛起；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会相对衰落。从经济决定政治、实力决定地位的关系来看，美国充满着其地位被中国所替代的忧虑，未来也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失落时代。
实际上，自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防止中国崛起就成为了美国的重点战略任务，美国的下一个敌对目标是中国。但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将反对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调整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再加上中东的全球石油资源供给地位，以及防止俄罗斯复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西亚中东、中亚和东欧一线。2011年5月初，恐怖主义头子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标志着美国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对美国安全及其国家利益的威胁已经降低到次要地位。从美国确保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上看，对中国会有以下行动。
（一）遏制中国崛起的可操作战略方案和行动
鉴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美国腾出精力，将其国家利益的战略重点转移到遏制中国崛起的任务上，确保21世纪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随着恐怖主义日渐衰落，美国在战略方面作了重大调整，一是将战略重心从“中亚—西亚中东—东欧”一线，特别是从中东东移，转向亚太地区，其军事力量、外交重点、经济合作都向亚太地区进行综合转移。二是从直接与中国发生对抗，改为实施“巧实力”，以亚制亚，与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矛盾的东亚国家（如菲律宾、日本、印度和越南等）进行军事结盟、军火交易及联合军演等活动，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模糊和暧昧，暗中做反华者的支持后盾，挑起冲突和争端，为中国崛起不断制造麻烦。三是进行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努力，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以阿富汗、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组成的针对中国的围堵圏。四是在太平洋西部重新增强和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呈三线配置：岛屿锁链——东北亚、东南亚基地群；监控哨和中转站——关岛、澳洲地区基地群；指挥中枢和本土防御前哨——夏威夷、阿拉斯加基地群。美国在亚太形成的快速打击、首次打击导弹系统、空间战略以及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网络，其针对和威胁的首要目标，就是崛起中的中国，其次是俄罗斯。五是弱化中国因素，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参加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2010年3月，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秘鲁等宣布参加TPP谈判，日本一改过去东亚共同体构想转而表明要加入TPP谈判。从而，美日拟构建以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为轴心的亚太经济合作格局，试图以此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二）希望中国内部出事的战略方案和行动
从历史上看，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家的苏联，由于体制僵化、民族问题、改革失败、领导失职、军备竞赛、政治腐败和外部因素等复杂原因的综合作用，于1991年12月解体。大国、强国的解体，已然有先例可循。苏联解体，使美国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格局中走了出来，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外交、军事和政治格局。因此，如果中国内部在民族、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出现问题，或者身陷泥潭不能自拔，又或者自行解体，对于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保持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方法。那么，中国内部未来30年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呢？美国希望中国内部的问题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呢？
从经济风险和危机方面看：（1）发生债务危机，银行货币体系崩溃。因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的现象比较普遍，并且中央政府对各地借债的规模难以控制，许多债务在银行已经形成了巨额不良资产；影子银行，以及银行表外业务，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而民间借贷造成的区域风险，往往由央行的再贷款输入解决，使风险传导到银行体系中。待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可能导致中国货币体系的全面崩盘。（2）巨大的社保金缺口危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实行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当时应当提取的相当规模的劳动者社保金成了马路和工厂，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到21世纪才初步形成一个仅在地方层次统筹、存在城乡差别、水平非常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中国人口面临着急剧老龄化、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和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而目前采用的是老一代人吃后一代人的社会保障模式。如果考虑未来通货膨胀、城乡社保逐步并轨等因素，中国社保体系将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缺口，其后果将会引起严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3）人口急剧老龄化，经济失去活力，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养老、医疗成本急剧攀升，工作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失去竞争力。（4）“去工业化”早熟，产业过早空心化。发达国家均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其特点就是制造业空心化。从中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税费负担过重、贷款困难和贷款成本太高等原因，导致民营企业家忧心忡忡。再加上个别地区和个别媒体负面宣传和过度打黑导致诸多民营企业家患上“恐被‘再公有化’症”，这也就逼迫他们采取多种方式转移资产：一是许多企业从制造业向房地产业转移，又从房地产业向高利贷业转移；二是许多企业家歇停制造业，向美澳加等国转移资产；三是许多制造业向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转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够得以扭转，中国势必会形成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去工业化”已经大规模开始的局面。
从社会风险和危机方面看：而就业、住房和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也将是未来10年的难题，在绪言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从政治风险和危机方面看，地方可以独立的体制隐患：一个还根本没有引起关注的潜伏的极大的政治体制风险是，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1）一些在联邦制国家都应该中央集中，绝对不允许地方所拥有的权力，在中国属中央和地方共有：如在军事上地方的党委书记任武装警察政委，在外交上有外事办，在情报上有安全局，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应归中央统一管理的社保由地方统筹管理；（2）在中央—省—市县三级格局中，省级存在着人口规模日益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行政区域广，而市县级行政权力小、财政能力弱、对省级政府依附程度极高等特征；（3）本来应当由市县政府行使的一些行政经济社会等事务的管理权力，却集中在中央和省级部门。中央应该高度集中的，没有集中；中央不应该管的，管了不少。孕育、壮大和埋藏着充满各地离心风险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如果进行比喻，家庭结构中“高层祖辈实力中—中层子辈实力较强—下层孙辈实力很弱”子辈分家可能性极高的格局看，似乎许多大省都具备立即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各种政治权力配置条件。领导交替时政治社会动荡风险：对比来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领导更替制度都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有的国家进展较大，有的国家还不完善。从制度设计上讲，中国和越南的高层领导换届，比朝鲜的家族世袭体制，比古巴领导人的几十年终身执政体制，都先进了一步。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民族英雄、权威和领袖型领导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管是当代还是未来，不管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选择制度，在候选者之间均客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如何使竞争过程平稳和良性地进行，不行使非正常手段，如何使胜出者被人民所认同，如何使落选者平和承认现实，如何使高层领导交替的政治活动不会发生对社会稳定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面临的一个难题。我想，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交替时，发生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内乱，甚至国家解体，这正是美国成本最小和收获最大的战略希望。腐败风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无不与民众的反腐败有关。腐败，执政者失去民心，失去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政权就存在着更替的风险，政治危机会导致社会动荡。苏共执政71年后，失去民心，丧失执政地位，并导致国家解体，也与苏共政党和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当然，苏共，以及中东的一些政权，也有内部的反腐败机构，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但是，自身对自身内部反腐败，腐败越反越蔓延、越反越严重。我们能找到并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反腐败吗，能摆脱自身内部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恶性循环，真正抑制腐败、争得民心，保持社会的稳定吗？
从民族和宗教问题形成的风险看：民族和宗教关系，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致力于解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从苏联崩溃的历史看，民族和宗教问题，加上前述的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和职责方面的不清，政党和行政腐败，综合性因素导致了它的解体。在民族和宗教关系方面，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体制，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当时的苏联共同的问题。一是从自治等各种制度设计上强化内部各民族的特征，弱化了各种区域人通过长期的融合，形成同一中华民族的机制；二是僵化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观，长期压抑宗教对和谐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形成信教群众及其宗教与政治体系实际上的对立。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农村青年的高比例失业，以及巨大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及财富差距，再掺杂民族心理因素，将会形成程度更高的动荡风险。
虽然格局逐步地在被改进，情况不断地在变好。但是，仍然没有理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仍然通过党员不得信教的僵化规则将执政党远离于数亿信教群众之外。从党的执政方针上讲，实际上失去了相当数量的群众基础。一个简单而务实的道理是，我们不与宗教相结合，对手就会乘机而入，整合这部分资源和力量，形成与我们竞争的强大优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民族宗教等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充满爆发危机的难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如果不改革，我们的内部是会非常脆弱的。引发危机的风险有很多，任何一个方面的事件，都可能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再严重一点为政权的更替，甚至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家的解体，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