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其内部产业结构可以齐全，发展某一产业，都有国内足够的市场消化空间。而一个500万人口的小国，发展某一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没有足够的消化容量，想要做强做大就需要借助于国际市场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
除了产业发展与市场外，人口和版图大国，在创新、创业、储蓄、资源动员、发展空间等各方面都颇具优势。实际上，国家竞争力是人口规模、版图、自然资源、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函数关系。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国际社会中长久地保持其竞争力，维持人口规模在全球总人口规模中的比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其人口规模从世界人口总规模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假如从20%下降到5%，很明显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将处于一个长期衰败的过程。伴随的是，国家和民族经济及国运的长期下行。
非合作型博弈：国际社会自由竞争的行为和法则。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由市场竞争的法则为优胜劣汰，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人类、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得到进步。从自由竞争讲，国际关系也遵从竞争的丛林法则，即国家间的弱肉强食，博弈中的物竞天择，冲突中的你死我活，民族中的适者生存。
国际关系中的非合作博弈，表现为相关参与者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竞争，这是一种具有互不相容特点的情形。国家间非合作博弈策略，研究的是相关国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性地做出决策使自己国家单方面的收益最大。
国际关系中非合作型博弈的零和博弈，是参与国家间博弈的各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在严格竞争下，一个国家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博弈各国家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方面吃掉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国家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比如，一个国家在版图和人口上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就是零和博弈。
然而，通常情况下，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往往表现为负和博弈。其指竞争国家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所得小于所失，也就是其结果的总和为负数，是国际关系中一种两败俱伤的博弈，结果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在现代，由于二战后国际治理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初步建立，二战前一个国家全面侵占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包括侵占部分领土的行为，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约。国家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大多数表现在领土纠纷、贸易摩擦、产业竞争、金融货币、科技进步等方面。因此，国家间在这些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一般来说，并不表现为零和博弈，许多情况表现为负和博弈。比如，中日之间因钓鱼岛争端发生的经济战，实际是负和博弈，并不是仅日本受损而中国无损的零和博弈。
非合作型博弈中，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非常规型战争。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常规情况下，如果之间形成非合作型博弈，当冲突激烈时，会爆发武力相向的战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在非合作型博弈的格局下，也会有非常规型的战争，如货币、贸易、生物、信息、经济制裁等战争，旨在摧毁对方的货币体系，获得巨额的汇率收益，造成对方的生态和健康灾难，瘫痪对方的信息网络系统，打击对方的进出口和资源供需等等。因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经济战，就是一非常规战争的典型案例。
现代国际社会中，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型博弈的四个重要经济学原因：即非合作型博弈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评估，以及在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中的相机选择；各自国家利益需求与全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各个国家利益消耗公共领域的无限性与公共容量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世界价值观：国际集体利益主义与国家个体利益主义的平衡。
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型博弈，是指相关国家间，达成对各方行为具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也称之为正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型博弈，实际上是各自在博弈过程中的妥协。双方或多方合作型博弈过程中形成合作剩余，其在各国家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博弈国家各方的力量对比和技巧运用。因此，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国家间合作型博弈的基础：信息沟通、协议约束和执行程度。国家间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的信息互通和存在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契约。国家间的信息互通是形成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能够促使具有双边和多边共同利益的单个国家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结成双边和多边联盟。然而，联盟能否获得净收益以及如何在双边和多边联盟内部分配净收益，需要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来保证。比如，现在存在的国家间双边，或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自由贸易合作区，就是有约束力的，能使参与国家都增加利益的合作型博弈案例。
然而，现实的国际社会和国家博弈中，协议或契约可能是部分可强制执行，而另一部分不能强制执行。一些国家可达成契约，另一些国家却不能够达成契约。在实施过程中，其中有若干部分可执行，其余的部分则不可执行。于是，实际生活中的国家间博弈，大多处于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相机选择。
人类社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加总的利益需求，与世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矛盾在价格上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以来的人口成本收益自我控制的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会调节人口、技术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而国际合作关系与全球新政治秩序，所要解决的是市场机制在全球化中失灵的领域。
全球公共空间有限性与国家利益消耗空间资源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格雷特·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共有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论文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即“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共有地悲剧”，也称为“哈丁悲剧”。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国家看成是一个个家庭，而将世界看成是公共领域。其公共领域包括的内容，有大气、海洋、外太空等等。由于每个国家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大气、海洋和外太空领域，又是公共的领域，如果各自国家之间不进行协商，则每个国家都想更多地利用和消耗这些公共资源，结果可能是全球温度上升，海洋污染和资源枯竭，外太空领域垃圾成灾。最终可能会使人类生存的地球走向毁灭。如一些沿海海拔较低和海洋岛国，大面积的国土有可能被淹没，甚至整个国家将沉入海底。
国际社会优胜劣汰的竞争准则，与尊重生命权，解决世界贫困，缩小国家间发展和贫富差距等等之间的平衡。如果国际社会间也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行动准则，那么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国家间动辄就以战争方式解决冲突，无辜民众大规模伤亡，人类的生命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国家间发展水平会呈现马太效应，一些国家会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持续贫困的境地，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富。
实质上，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国家个体主义与国际集体主义、市场机制与公共治理等等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仅强调后者，人类社会就没有了竞争，就不能进步；而仅重视前者，人类社会的国家间也将恶性竞争，走向灾难。
全球共同价值、协商对话、公共管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除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外，还应当考虑人类的最高利益。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达成共同的看法、价值观和目标：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使用，防止战争爆发和抑制极端恐怖势力；维护生态和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的生态环境；援助低发展中国家，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缩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将这些人类公共的发展目标，付诸于行动，首先需要进行对话和协商。建立国家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避免负和、零和结果的非合作型博弈；进行国家间的集体协商，避免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防止地球村“哈丁”悲剧的发生；协商制定一系列的各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公约，形成国际法律体系；建立、改革和完善联合国、国际法院、维和力量、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大会等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结构。
这本书里，如上所述的，我们将经济学的一系列分析方法引入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析有其内在的关系，如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整体上是经济分析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的逻辑线路，本书的思想、内容和结构也是按照这个逻辑道理和线路展开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从经济科学本身的研究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数理模型和统计验证等表述。但这本书中，只是将这些经济学理论当成是工具（如剪刀、斧头、改锥、电钻）来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些工具本身。因此，我们说，这可能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熊义杰：《现代博弈论基础》，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5.顾关福：《国际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国际关系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口和版图。人口与版图地的禀赋资源、空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讲，人口与版图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着粮食、能源、铁矿、稀有金属、淡水、森林等资源是否充足和安全等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还衍生出产业安全和人口本身素质及规模安全的问题。
2012年底，中国人口规模为13.5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9.1%，从1978年算起，人均GDP从155美元提升到了6094美元。趋势显示，经济快速增长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石油和钢铁等重要资源的进口，包括对世界环境容量的排放。下一个30或者40年里，要完成工业化，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实现10多亿人口的民富国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从中国的人口数量、资源禀赋约束、发展的需求等因素看，意味着中国将更加依赖于全球资源及环境容量的重新分配。发展仍然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中首位的国家利益，而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又需要从外部进口和平衡，特别是环境排放容量与其他国家协调。因此，中国未来到底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资源和排放容量，发展和生活方式如何转变，如何从外部获得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处理环境消耗的关系，不能不是中国基于发展利益之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