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国际关系的经济分析：一个新的逻辑框架
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关系时，政治学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需要用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去思考和看待这些对象。
研究和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利益和动机—国家行为—国际间国家（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和风险比较—国际战略关系选择”这样的框架。
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资源、投资、贸易、金融、领土等利益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态度差异，友好还是不友好，是否会发生军事竞赛和冲突。然而，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冲突，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关系，导致经济关系亲密，或者恶化。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是一个综合的、各方面互相影响与互动的关系，不可分割。一方面，经济关系密切，在利益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会抑制国家间激烈的，以武力方式出现的竞争，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对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可以对中国的钓鱼岛宣示主权，可以与围堵中国的美国结盟，而在经济上，可以与中国加强经济关系，共同发展。即在经济上，获得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借助美国与中国对抗。实现所谓的“政冷”和“经热”的中日关系搭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012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钓鱼岛冲突后，中国消费者坚决抵制日货，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旅游规模和相关的投资及生产严重受到影响。
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因此，不论是在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学科中，还是在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中，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家利益，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经济方面，与外部有关的，有人口、资源、发展的环境容量、投资、贸易、货币、产业分工协作等等；而非经济利益上，包括国际社会地位，政治关系上的协调，文化上的交流，外交上的默契和配合，军事上的合作和裁军等方面。而非经济利益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将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关系的结果，用经济的视角来看待。将非经济问题，用经济的方法去分析。
国家利益，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局部的，也有整体的。比如从时间上看，本币汇率下跌或上升，给国家短期的汇储利益带来的要么是损失，要么是盈余；而科技进步所形成的用之不竭和清洁无污的能源结构，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远期利益。外援，对一些国家进行建设帮助，出让一些局部的国家财政利益，是为国家整体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协作等利益而服务。因此，国家利益，需要短期与长期之间进行平衡，局部与整体之间进行综合考虑。
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行为的动机，决定于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从人类诞生起，在有记载的这几千年历史中，人类的各部落、种群、民族和国家扩大疆土，增加人口，包括发动战争，扩张领土，掠夺人口，侵占资源，强进市场等行为，其动机就是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在制定国家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政策时，最基本的动机是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异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些政治家、学者描述的“国与国之间，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有共同的利益”的状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将国家行为的动机，建立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上，只能说是一种幼稚和愚蠢的行为。当年前苏联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在解决历史上不平等条约形成的中苏领土问题上，苏联并没有因共产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将沙俄侵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西方的民主政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相同的意识形态也未促使其成为美国的民主盟友国家，美国同样也未取消对俄罗斯的围堵和防备。中国建国后的很长时间中，以共同价值观为国际关系行动动机的思维方式，以及形成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
国家一切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包括安全情报等，其部门和人员的最高行为准则也是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整个部门，包括工作人员，其行动，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决策和执行，都需要评估其结果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无益于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的，甚至是损害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应当取消和停止。特别要避免的是，涉外部门之间，因职能不清、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不相协调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流失，甚至损失。
科学的国家利益观：国际关系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准则。简单地认为，某一对外行动，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当决策和进行，这是盲目和无依据的。一项行动，一项任务，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而且要评估这项行动的结果，其得到的国家利益是大于国家支付的成本，还是小于国家支付的代价。因此，需要树立国家对外行动的成本观，国家的一切对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行为都需要支付成本。一般来说，无论是整个部门还是单个工作人员，在制定行动决策时，都需要对行动的方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不同等级评估，并进行科学决策。当然，有时需要国家对局部决策进行整体的成本收益评估。如经济上需要支付成本，但是从总体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来看，其带来的国家利益是无法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就需要进行综合平衡和考虑。
建国后，我们在对外关系上，有一种倾向，即重意识形态，不重国家利益；重革命外交，轻利益外交；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考虑投入和收益。中国在国内经济本身就很困难的境况下，发扬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私援助意识形态相同的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使得国内国民经济形势更加紧张和严峻。
对事关国家利益的对外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必须建立一套评估、预算、监督和追责机制。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利益之间，既有共同方面，也有差异的地方，这是国家与部门、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上有个判定，即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节省，而且事情办得最好；用公共的钱，办自己的事，能办好自己的事，但花钱浪费；用自己的钱，办公共的事，钱不可能花到位，事情也不可能办好；而花公共的钱，办国家的事，如果没有严格的评估、预算和监督制度，就会浪费严重，成本极高，利不抵支。
考虑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是科学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分析投入与产出时，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是，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政权和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其他方对交往国政治和外交的游说和影响，国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和阶层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左右等等。往往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关系决策和行动时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未来其国家利益的大小和好坏，使其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
2011年利比亚突发政局动荡，对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年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截至3月，已经有26家中资企业进入利比亚，涉及200多亿美元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住房、铁路、石油服务、通讯领域。利比亚危机爆发后，除了中兴、华为等民营企业还有部分投资外，中国央企的项目已全部暂停，其中包括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交建、中建材及中国建筑，涉及金额超过90亿美元。利比亚恢复和平，项目保留下来的不多，新政府对于之前工程的欠款基本不予支付。战后各方同意部分项目的重建，但战乱过后，之前完工项目价值难以评估。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战争史说明，很多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往往是由于政治家选举的需要，迎合民粹主义，或者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或者代表军火商、军方的利益，战争决策并不按照经济等综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出牌，即内部复杂因素导致的非理性出牌。这也给国际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的军事冲突和战争风险。因此，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以及应对预案，不能不考虑这些不确定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决策和行动的信息对称性。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的对称性可节约成本，将减少信息不灵和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并且搜寻、获得和整理信息是有成本的。在国际关系中，在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为中，信息的对称、灵敏、全面和真实可靠性，至关重要。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决策和行为，实际上一种是双边和多边博弈。而准确的信息，是做出判断、进行决策和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
信息对称的格局，取决于：（1）完善和有效的情报机构。从国家利益的大格局看，除了军事情报的专业性外，外交、安全等情报的搜集，其范围不仅是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权安全方面的信息，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产业、资源、贸易、金融、海运、军备、军事部署等许多方面的信息，应当从狭义的小情报转变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大情报。（2）国家外交、财政金融、商务、军事、气候等部门与其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信息沟通，特别是经常性的国家领导之间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非常重要。以避免信息错位、战略误判、决策冲动，导致国家间的激烈的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军事冲突发生。（3）应当认真和严格地甄别信息的真实性。一些国家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通过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等方式误导信息。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用虚假的信息误导对方对局势进行战略误判，以至发生决策错误，最后致使行动失败。（4）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选择性地收集、整理和给决策者上报信息。这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过去在这方面出现过许多由于揣测领导爱好和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而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的问题，在外交及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形成误判，遭受重大损失。
国家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全球经济中，对于国家来讲，也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国家规模经济。版图大小和人口规模，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规模经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的基础之一。其包括：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GDP总量实力；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形成的世界市场容量；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源规模和素质，及其以此为基础的科技竞争能力。
在国际竞争力中，大国经济体比小国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比如，一个500万人口的国家，人均GDP高达10万美元，其国力GDP总量也就是5000亿美元。而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其国力GDP总量则为50000亿美元。从经济基础决定国际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位势来看，人口大国比人口小国处于强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