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片领土。亲日派汪精卫等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援助不到、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特点及敌我力量的当前对比和发展趋势，集中全党智慧，精心写作，对持久抗战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写作是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精神高度集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一写就是六七个小时。有一次，他写得情绪激动，文如泉涌，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眼睛都熬红了。
警卫员把饭端来，请毛泽东吃。
“就来，就来！”毛泽东说罢，伏案写作，全神贯注，精神又深入到文章中去了……警卫员等了一阵，见毛泽东正在挥毫如飞地写作，把吃饭的事早已丢到了脑后，又见饭菜早已冰凉，便悄悄地把饭菜端去灶房烧热，然后端进毛泽东的窑里，说：
“主席，饭菜热了，请快吃吧！”“好，你放下！”毛泽东挥笔疾书，头也没回，继续写作。警卫员急了，大声说：
“主席，快吃吧，不能让饭再凉了！”毛泽东礼貌地答应说：“好，好，等这一句写完了，马上就吃！”话是这么说，可他的好句子太多了。这句没写完，那句又涌出，急得那疾飞的毛笔，龙飞凤舞，停不住脚。毛泽东又随着那飞舞的笔墨，神采飞扬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将吃饭又忘记了……就这样，警卫员一连热了三次，毛泽东才吃了一餐饭。
延安的早春，气候尚冷。一到深夜，寒气袭人。警卫员见毛泽东写作时常冷得跺脚，给他生了一盆木炭火，放在脚下取暖。
脚不冷了，毛泽东更加聚精会神地写作。写着，写着，感到脚下烧乎乎的，他心想写完一段再看。谁料，一段未写完，脚烧疼起来，他低头一看，糟糕，棉鞋燃着了……就这样，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写了十多天，《论持久战》完成了。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
《论持久战》写了一百二十个问题，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看作考察中日战争的唯一依据。“速胜论”者夸大了其他矛盾，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科学。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战术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曾两次致电长江局，要求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文献，但王明等人借词推脱，不予刊登。1938年夏，王明还写过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第三句下还注明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及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污蔑，而且透露出他的“亡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无力持久的。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继续散布上述错误观点，承认他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要在延安开会，王明却要会议到武汉去开，并且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摆出共产国际执委的架势，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
毛泽东看了电报，十分气愤，厉声责问：“党中央在延安，还是在武汉？”“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开？”并且明确表示：“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想通过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探听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他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要他速去武汉与自己单独会谈。
王稼祥一眼就看穿了王明的诡计，立刻骑马到毛泽东的住处，把王明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动声色，边看电文，边问王稼祥的看法。王稼祥说：“我看王明这样搞是不对的，我当然不会去，我想回个电报，催他立即来延安！”
“对！”毛泽东点点头，“这样做很对！”王稼祥在电报中，对王明措辞强硬：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明又设法拉拢中央委员。大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毛泽东，于是，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1938年9月的一天，延安风和日暖，秋高气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走到讲台前，宣布“现在开会，先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屏息静听。当王稼祥读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最后一段：“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王明听着，脸色灰白，满头虚汗。原来，他以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是非法的；他自己才是得到共产国际“加冕”的“合法领袖”。谁知，在这当口，共产国际翻脸不认人，他难受得低下了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
就这样，王明又一次失败了。王明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自称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工作的，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然，王明能否代表斯大林？不一定。但是，斯大林确实指导过王明，而且，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斯大林和王明的看法几乎一致。这也难怪。因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指导；而在复杂多变的中国，要使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险滩，取得一个个胜利，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才有能力、有魄力去实现。
当时，王明不懂得也不承认这一点，还有许多怨言。师哲就此问毛泽东。毛泽东说王明这人夸夸其谈，背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解决问题，离中国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不碰壁呢？
一次，在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的小会上，办公厅安排由王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地问：
“这是谁安排的？不能让他到处胡吹！”但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康生一伙要以“叛徒”、“特务”的罪名整王明，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胡整。
第一章艾奇逊造谣言挑拨离间，毛泽东当面拒请斯大林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严重不安。特别是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更使一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他们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蓬勃发展，日趋强大；如今又和5亿人口的新中国携手结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不仅使一向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不能为所欲为，推行强权政治，而且会使亚、非、拉美等各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迅速觉醒，群起抗争，这将敲响帝国主义者的丧钟。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政策》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他企图以谣言作武器，在中苏正在商谈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关键时刻，挑拨离间，破坏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
艾奇逊的讲演很长，谎言很多。为了骗人，他首先用谎言掩盖历史，用谎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朋友”，然后大造谣言，挑拨离间。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首先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和警惕。他派莫洛托夫等人与毛泽东商议对策。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来看望毛泽东，谈起了新中国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说，我们这个国家，过去被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打扫一番，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像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别的客人还得等等。我们知道，有些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想进来抓几把，甚至想把水搅浑，浑水摸鱼。我们就得警惕，不忙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中国，对新中国就不得不刮目相看。说罢，他取出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材料，交给毛泽东，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毛泽东看了看艾奇逊的演说稿，表示义愤，当场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建议。送走客人之后，他就考虑如何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撰写文章。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明扼要，犀利泼辣，有理有据，直劈要害，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和离间阴谋。为了在约定的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叫有关部门按时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评论员发表文章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冒充为中国的保护人，关于苏联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说了许多荒谬的言论，他显然忘记了还有完全驳倒他的事实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的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
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谣言，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声明》，再加上中国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的《声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互打嘴巴》，犹如一排排炮弹，一把把利剑，飞向华盛顿，驳得艾奇逊原形毕露，谎言揭穿，狼狈不堪。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电台，都纷纷发表电讯、评论，斥责艾奇逊大白天说梦话，无端造谣。有的还转载、摘发了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说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