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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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中苏谈判同盟条约,毛泽东忆逼蒋抗日(6)

与此同时,1936年8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积极帮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该归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因此,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贷款,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1938年7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15000万美元。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派来数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有米哈伊尔、切列潘夫、奇诺夫、伊里亚绍夫、特霍尔、石洛夫、卡里亚金、鲁斯基赫、康斯坦丁诺夫、别洛夫、布尔科夫等人。1940年12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带领15名军事顾问到达重庆。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将近300门火炮、500辆汽车的援助。1938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提出了援华抗日的六项措施,特别强调,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崔可夫承认,在国民党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顾问李德把苏联的这种援助说得更生动具体。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出发前,斯大林给他的叮咛。斯大林说,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斯大林强调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从这些言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主张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1940年底,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就中国共产党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毛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对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又过于信任,把他当成了自己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言听计从,使斯大林很快地陷入了偏听偏信、“偏听则暗”的境地。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康生、王稼祥、邓发、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在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O 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王明、康生回国前,还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稼祥谈到了这次会见情况。王稼祥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29日回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曾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然而,王明毫无自知之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结党的工作,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批评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认为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从而撇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许多人还在等着看。中国的抗战才开始,人们缺乏实践经验。王明又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迷惑了许多人,自己若出面反驳,岂不是自己孤立自己,自讨没趣吗?王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虽说“左”得出奇,败得很惨,使中国革命的势力几乎完蛋,可如今他在苏联镀了金,成了“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这次又使出右的花招,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自己怎么去劝阻呢?

想来想去,毛泽东走出杨家岭来到延河边。延河,此时的延河,早已冰封雪盖,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西北风,顺川刮来,如刀似剑,穿透了毛泽东那单薄的破棉衣,直刺肌肤。毛泽东并不觉得冷,他踏着冰雪,信步过河,在延河滩里转了转,又不知不觉地上了坡。街道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大喊大叫。毛泽东也凑过去看,只见人群中间,一位赤露着膀子的中年汉子,把胸部拍得叭叭响,叫卖自己的“大力丸”。他说他的“大力丸”能抵风,能防冻,健身强骨,包治百病。

好几个人掏出钱来,准备买药。忽然,一位老大娘哭叫着扑了过来,双手拉住卖药人,要他给她的儿子抵命,说她的儿子吃了他的大力丸,不仅病没好,昨天晚上却死了,人命关天。卖药人听说死了人,不再吹牛皮、卖假药,慌忙收拾摊子逃跑。

周围准备买药的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也恍然大悟,喃喃地说:“是啊!要治牛皮大王,只有拿出事实!”暗暗跟来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要拿什么东西,忙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说:“不,不,这种东西,现在还很少,只好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看吧!”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到斗争中去实践,让他带了些人去武汉。王明有点像红楼梦中描写的“中山狼,得势便猖狂”。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仅到处夸夸其谈,而且有意和毛泽东的主张、路线闹对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明到了武汉后,急欲求成,擅自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含有大量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抹杀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性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由于国共两党分裂,造成十年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把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主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一种恶劣的倾向;鼓吹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要求各方面的军队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作战;提出为了保卫武汉,应集中军队及一切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进行庞大的运动战等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妨害了长江局等地的工作。

毛泽东耐心地批评教育,王明不服气,并秘密地在党内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中央委员支持他的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凯丰等8人参加。会上,王明又跳了出来,借题发挥,继续鼓吹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认为在军事上,应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迅速增长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属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希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为了使蒋介石国民党指挥所有军队,王明还提出八路军及各种兵种力量应在“五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他们重申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要忘记,但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是采取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创造新的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晋察冀便是好的例子;要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争论多时,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会议决定,王明、凯丰去武汉,一个月后王明回中央,凯丰留在长江局工作。野心勃勃的王明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不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的活动,而且会议之后,便公开地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盗用中央名义,把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黑货,冒充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传,其错误严重影响到抗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