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不高兴病毒”
塞姆勒接管这家企业的时候，不想感染“不高兴病毒”，对陈规旧习开始了“大扫除”。无需记录员工是否迟到，不要那些规章制度。塞姆勒的第一条规定是：晚上7点之前，所有人必须离开办公室；第二条规定是给他自己的：给员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权利；第三条规定充满了破坏性：他审视所有规章，大把大把地扔掉它们。最后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他消除了所有代表压迫的东西：取消了门卫例行检查，取消了考勤制度，取消了着装规定。经理们拆掉了办公室，进行“走动管理”（管理者到员工中去传达管理意图）。为公司高层保留车位的做法也消失了，没有谁真的比别人更重要，谁先来谁就把车停在那里。名片、办公室家具、地毯上的区别也被取消了。
公司应该是什么
塞姆勒认为，公司至少不该是一个以赚钱为饵的压迫人们的机器。为了让平等从意愿变成制度，塞姆勒设置了“工人委员会”。这个认为“老板是敌人”的工人委员会，成员是最难管束的人，塞姆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看到高层管理者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倾听我们说话，并愿意为此做些事情”，工人委员会的成员说，“我意识到，这是员工可以和公司一起成长的地方”。
拆掉“企业金字塔”
“企业金字塔”的问题是，越向上走越狭窄，奖励了少数人，却打击了绝大多数人的士气。头衔和层级充斥着整个公司，许多管理者的时间都用在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嫉妒和困惑上。塞姆勒抛弃了僵化的组织结构。他设计了3个圆环，第一个圆环包括副总裁一级和级别更高的人，被称为“顾问”；第二个圆环包含7～10个业务部门的领导，被称为“合伙人”；第三个圆环包括所有其他人——机器操作员、食堂员工、看门人、销售员、保安，他们被称为“伙伴”。
在这些圆环上，“伙伴”挣的钱可能比“合伙人”还多，因此，无论是想在低职位上饱览风景的人、野心勃勃想要开拓未来的人，还是技术天才，都有了自己的方向，大家不必一起涌向“企业金字塔”狭窄的塔顶。当有人晋升时，塞姆勒就递给他一张空白名片：“想一个最能说明你的领域和职责的头衔，然后把它印上去。”
批评家们对这家企业经营得如此高效感到惊奇万分。原因其实很简单，“企业金字塔”上的“交通拥堵”少了，公司可以快乐、高效地前进。
1.是什么成就了巴西塞氏公司“年轻人最想去的另类公司”这一美誉？
2.我们都习惯性认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组织的制度是否非要不可？塞姆勒的个人领导行为对我们有何启示？
工业时代单纯依靠制度捆绑人们手脚、限制人们主动性的做法在网络时代越发凸显其不适的一面。时代的变迁早已颠覆了传统以制度控制为主创造价值的方式，今天组织领导需要极力挖掘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引导的方式产生更大的价值。
通过制度引导创造价值，要求领导运用系统、多元以及牵制的思想。《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很好地诠释了制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死东西，特殊时期、特定场合所制定的特定制度必然有其存在和执行的合理性。但由于制度相对于现实变化的滞后性，又不得不要求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动。我们所需要的是合时宜的活的制度，是能够通过它的引导创造价值的制度。
实现以制度控制为主到以制度引导为主的转变，需要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领导不能仅仅站在组织目标的高度，一声令下要求下属“按我的意思办”。网络时代有效的决策应该是领导决策前在组织内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多加倾听了解来自下属的真实声音，这样每一个制度的形成都能够充分体现组织成员的意志，进而带来下属心甘情愿执行制度的局面。
让下属主动地“我要做”，关键还在于你要为下属找到能够给他们带来价值的制度的“桥”和“船”，也就是说，领导者要懂得将现代管理与“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相结合，建立并提供信任与和谐的环境，充分放权，而不是在不信任中想办法控制。
领导者必须善于把握住人们追求变化价值的潜在需求，并重点研究对未来有价值的制度的柔性因素，特别在网络时代，制度执行过程中过于强硬的制度约束往往还不如柔性的方法——行为的感化来得有效果。其中，制度的激励可以成为一种很有效的引导方式，领导要学会给下属“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想给的东西”。正如巴西塞氏公司从多方面努力，力争为年轻人提供一方他们想要的工作乐土，所以当之无愧成了年轻人“最想去的另类公司”。
网络时代，领导要改变过去通过捆绑人的手脚强行让人跟随的做法，只有让人自觉自愿地追随拥护才是“领”和“导”的真谛。那么，领导的关键在于怎样发挥制度的作用，通过组织环境的改变，员工思想的引导，把硬的变成软的，将被动地灌输化为主动地学习。
5.3玩出制度的引导价值
网络问政的“广东样本”
2007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主政广东，提出“广东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一语激起千层浪，一语焕发新气象，在以“思想解放”为基因的网络世界中更是引发强烈反响。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表示，广东提出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来，高度重视网络对社会建设的作用，“领导干部定期在网上与网友交流，还有微博直播党政干部述职述廉，通过网络‘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这是党政领导的率先垂范”。
过去5年，广东先后7次举办“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共交办84个事项，为群众办实事450多件；设立并公布“网络发言人”、将网上信访热点问题纳入交办事项，再到广东网上信访大厅正式运行，网友见证了广东“网络问题”的步伐和诚意。
从下而上，“触网”面广
2012年6月，广东省信息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吸引了众多网络旁观者。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广州“赶考”，参加计算机和网络应用技能考核。这在全国也是领先创新的行动，它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信息化技能是今天党政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执政素质。
广东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网络参政问政制度化，采取了建立常态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每年召开两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暨网上在线接访会制度、网友反映问题日常交办机制、网络发言人制度、制度性回复留言帖等举措，不断完善与网友的良性互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广东样本”引关注
“常委网聊”。从书记省长见网友，到新一届省委常委履职首日集体上线，高层与网民互动的意义更多在于示范，助推网络沟通成为硬性执政要素。线上水帖折射出民情百态，网络飞砖寄托着国民期许。五年来，广东网络问政在探索中一路前行，凝聚了民心，解放了民智，积累了宝贵的“广东经验”，一根网线搭起南粤大地庙堂与江湖的通途。当政者的身践力行，奠定了网络参政议政制度化的基石，为广东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
“@中国广州发布上线”。广州是广东省首个开通政务微博群的城市。集群化的政务微博，是政府在争取传播主动权上的重要创新，从点状传播到全面覆盖，打破了既有体系的隔阂，联通了行政单位的功能，集群的是微博、捆绑的是服务、聚拢的是民心。
“幸福惠州”。将网络问政打造为“惠民工程”，靠的不仅仅是远大的政治眼光，靠的更是一种行政为民、与时俱进的理念。而这，正是惠州三次蝉联“中国十佳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奥妙所在。
“向上的力量”。在道德缺失、价值迷惘现象并不鲜见的社会状态中，青年人期望通过互联网，寻找健康成长推动社会进步的“向上的力量”。于是这场寻找成长方向的网络论坛，得到了8000多名青年网友的回应，青春的“正能量”通过网络手段凝聚，这是践行广东精神的体现，也将成为助推幸福广东建设的精神动力。
“打击制假售假网络平台”。为贯彻“三打两建”精神，专门启动的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网络问政平台，是行政执法的不断尝试和创新，也是凝聚群众力量的有效方式和渠道。网络为工具，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对象，还在于使用的方式。当网络成为揭批利器融入执法流程时，官方意志和群众诉求能得到最大化的汇流。
“搭建湛江清风”。从创新工作方式，搭建清风竹影网上平台，到推行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上网述职述廉，进而提炼、浓缩出“湛江清风”这一社会管理新模式，这是湛江反腐倡廉工作“制度+科技”的开创性融合。
“阳江探索”。短短一年时间，从“四个全开通”建立全市统一的网络问政平台，到出台相关制度和办法规范网络问政、明确问责机制，阳江网络问政工作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起步虽晚，力度却大。在“网上访民情、网下解民忧”的实践中，拓宽的是表达渠道，直面的是社会监督，倒逼的是服务型政府，阳江正逐渐探索适合自己的网络问政长效机制。
2008年被媒体称为广东“网络问政元年”。从此，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系列“网络化”举动，持续推动着广东网络问政的大步伐前行。
1.广东“网络问政”对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有何启示？
2.网络问政需要怎样出新，并通过网络“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真正从“网络民主”转向“现实民主”？
华为的“轮值CEO”机制
2011年岁末，随着全球杰出企业家乔布斯的离世，名企接班人问题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年近九十的巴菲特首先表态，希望大儿子今后能进董事会；柳传志以让杨元庆自掏腰包购买联想股票成为最大自然人股东以及联想董事长的方式，完成交班。
巴菲特、柳传志都只有一位接班人，但任正非搞了一堆接班人——轮职CEO。2011年12月，华为默许天涯转载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任正非内部发言的非官方披露方式宣布了“轮职CEO”这一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