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政治攻势 敦促起义
兵法有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说的是举兵打仗，实施“心战”为上策。因为兵之心为主，首先夺其心，亦为抓住了要害，是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的作战目的的关键。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中，十分注重“心战”与“兵战”的结合，即以“心战”减轻“兵战”的难度，以“兵战”增强“心战”的效果，由此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快、最多、最大的胜利。解放战争末期，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歼灭胡宗南集团时，就成功地运用了“心战”之法。即在军事斗争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对敌又施以“攻心”之策，结果有效地瓦解了胡宗南集团的军事力量，从而加快了大西南解放的步伐。正如邓小平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起义40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我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大西北，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分裂，人心涣散，战斗力大衰，在西南地区已再难组织力量形成有效的抵抗了。针对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这既是我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意志，提供任其选择退路的有利条件，也是配合军事斗争，增大斗争效果，加快胜利进程，减少军事斗争消耗和破坏的有利时机。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向西南大进军，消灭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中，首先开展的是政治攻势。
一、利用有利形势，阐明斗争政策
1949年11月初，我第二野战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挥下，按预定计划开始向川南实施大迂回进军之后，发展极为顺利，胡宗南集团所设防线弱得不堪一击，许多部队或望风而逃，或就地投降，国民党军大势已去。蒋介石的残部在已无力阻止失败命运的趋势下，众将领无心再战，都在为自己谋求后路。邓小平认为，面对这样的斗争形势，敌人这样的心态，无疑给我军开展政治攻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只要在敌人穷途末路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新生的路、光明的路、解放的路，只要宣传我军对敌斗争的政策，使之深入人心，国民党的许多官兵，甚至将领，就会弃暗投明，或放下武装，或站到人民军队的行列里。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部队刚进川南不久，就于11月21日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4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说：“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以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歼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招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终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第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7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泽东、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你们不应再作无所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我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忠告公布以后，在西南国民党军队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极大的震动。一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按照忠告明确的政策条款，开始寻求个人出路问题或退路问题。一些中级、低级军官也在盘算着还能不能再给国民党买命了，既然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宽大，出路光明，许多将领是愿意接受改编，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的。可见，正是邓小平和刘伯承所拟制和发布的忠告，在敌人左右为难，进退犹豫不决的时候，及时给其明确了政策，指明了出路，从而瓦解了其抵抗意志和顽抗的决心。
二、利用有利关系，加紧疏导工作
第二野战军的忠告公布以后，瓦解敌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给国民党军上层将领指出了一条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的出路，给国民党军的下层官兵提供了一个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机会。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注重利用有利关系，紧锣密鼓的加紧疏导工作。通过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政治倾向性的了解，确定疏导工作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卢汉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他也觉得与蒋介石的交往甚密，于是暗中曾与我党秘密接触，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此时身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却成了“光杆司令”，对于蒋介石的用心，卢汉是看得一清二楚，但又敢怒不敢言，这样就渐渐地形成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卢汉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个人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于是，早在1949年的2月底，卢汉对自己的后路就作出了周密安排。他通过早期共产党员、曾为其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转交给毛泽东、朱德一份信函，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交往，并接受必要的指示。后来卢汉又通过其内弟龙泽汇派代表找到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再表示愿意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随时举行起义。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卢汉的政治态度，于5月11日专门指示华南分局和滇桂黔边纵队：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能受各种约束，对于云南省的局部和平问题，应该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去谈判。在此基础上，中共军委还指示解放军，从东北解放区派遣了国民党起义的原滇军军官相继返回昆明，利用老关系去作卢汉的起义工作，使卢汉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看到了起义所受到的宽大处理和优厚的待遇。从而推动卢汉定下了起义决心，并直接派出了他的全权代表宋一痕经香港前往北平，与周恩来及有关的中共中央领导面议起义问题。谈判结束后，党中央又派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北平警备司令、云南籍将领周体仁利用与卢汉的老关系返回云南去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后来中央根据卢汉的态度和战局发展的需要，明确指示卢汉要把握起义时机，在人民解放大军“南下迫境时方可行动”，以利于配合解放军一举解放云南。
应该说，邓小平和刘伯承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是有较好的政治基础的。因为中央及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滇桂黔边纵队早就加强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纵队曾在1949年的5月和8月，先后两次由纵队的副司令，原卢汉手下特务团团长朱家璧与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路南石林进行协商，并建立了秘密联系的道渠，确定了合作的方法。卢汉承诺，其部队不向滇桂黔边纵队提供武器装备的支持。事后，卢汉曾向纵队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这说明，卢汉确实有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之意，而且有了立功赎罪的行动，深受党和政府的欢迎。这也说明，我们党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开展政治瓦解工作，是十分有效的。
三、利用有利时机，敦促尽早起义
卢汉在接受共产党中央的正义主张，相机举行起义方面，积极地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就在1949年的8月下旬，蒋介石又在重庆召开了有川、黔、滇、康各省主席及高级军事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直接电召卢汉务必赴渝。卢汉本不想前往，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不得不于9月6日赶到重庆。没曾想，蒋介石为了拉拢卢汉，迎合卢汉的本意，并为了拼凑大西南防线，竟允许卢汉将其云南的保安部队改编为第七十四、第九十三军，并同意将驻云南的国民党军的第六编司令部所辖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付给卢汉控制。卢汉觉得自己又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了，因此他又同意国民党军的第八十九军也进驻云南，会合云南的其他部队“清剿”我滇桂黔边纵队，而且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保防处处长徐远举与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联手在昆明组织了“整肃”，大规模地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在9月9日，卢汉还发动了“九九整肃”，宣布昆明戒严，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了进步报馆和广播电台，封闭了全部大专院校，逮捕了杨青田等社会进步人士、职工、学生400余人。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公署参谋长萧毅肃到昆明开始筹划和部署对滇桂黔边纵队发动“清剿”。
对于卢汉背弃承诺，再起反共，与人民为敌的行为，党中央及云南省工委对卢汉明确指示，进行“整肃”，参与“清剿”是十分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反动活动，保证全部被捕人员的安全，到适当时机要全部释放，要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行动。党要加大争取卢汉的力度，中央又指示滇桂黔边纵队，蒋介石为达到其完全控制云南的目的还会加紧对卢汉的拉拢，但蒋卢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消除的。所以，在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并形成大兵压境之势时，卢汉仍有起义的可能。因此，我们党对卢汉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要加紧对卢汉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我第二野战军主力连克贵阳、重庆，直逼云南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提出并公布了四项忠告，给卢汉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也给卢汉指明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