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指定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的武装斗争。11月初，受邓小平委派专程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开展武装斗争情况的龚饮冰秘密返回百色，带来了中央及广东省委批准广西特委关于举行左右江起义，建立红军和苏区计划的指示，将右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将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对百色起义进一步作了部署。第一，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必须于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准备就绪。第二，为动员群众，宣布取消二三十种苛捐杂税，在《右江日报》上公开提出了“拥护苏区，拥护红军，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地方土豪劣绅”等口号，并印发介绍苏联土地革命、中国工农红军等内容的小册子。同时，在党内开设了训练部，培训干部。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警备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将部队集结百色、平马，以防发生事变。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加紧训练部队，培养军政干部。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实施政纲、标语、传单等。第六，向商人筹征了十数万元现款。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间，邓小平又专程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率一批干部赶赴右江地区去布置起义的具体事宜。12月10日，广西前委在百色城分别“召开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第四警备大队转变为红军”和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决议。11日，广西前委在百色城东门广场举行庆祝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成立大会，在会上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同日，右江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马镇召开，通过了关于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决议，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至此，百色起义胜利结束，同时它也标志着右江的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团结一切力量，扩大武装起义
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进至左江地区时，邓小平为了尽快扩大我党领导和指挥的武装力量，曾多次指示中共左江军委要坚持与俞作柏、李明瑞继续合作的方针。当我党控制了左江地区后，又通过反复工作，最终以俞作柏、李明瑞的名义宣布由俞作豫兼任广西全边对讯督办。同时也在左江地区委任了一批县长，并将吕焕炎的师教导队和对讯督办署巡缉队收编为第五警备大队的第四、第五营，派共产党员黄德普（后叛变）到宁明、明江、左州、凭祥等县招募农民成立了第六营，使第五警备大队扩充到了3000余人。紧接着，又收编了地方武装成立了第一、第二路游击支队，从而使我们党基本上控制和稳定了左江局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左江地区党的领导还比较薄弱，整个地区的共产党员只有20余人，第五警备大队的6个营长中只有1个人是共产党员，连排长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旧军官所担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反对起义的。而且龙州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长期统治的边关重镇，反动势力相当强大。邓小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下大工夫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对于我们党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适时发动龙州起义显得极为重要。当时，李明瑞也面临着是否参加革命的选择，他不仅希望借助于我党的力量东山再起，而且还多次拒绝过蒋、汪、桂系等军阀势力的引诱和拉拢，表示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则认为，李明瑞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因此不同意争取他参加我党领导的左右江起义，更不同意让他参加革命队伍和加入共产党。对此邓小平却明确的认为，在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还不是很强大，且李明瑞又是一个倾向于共产党，有民族正义感的将领的情况下，我党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好其转化工作，团结这部分可以团结的武装力量，有利于我党发动百色、龙州起义。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远见和军事上善于纵横捭阖的谋略。为此，邓小平先后两次亲自做李明瑞的转变工作，使李明瑞从根本上转变了思想观念，进一步坚定了参加革命队伍，拥护党的领导的决心。这也为李明瑞后来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始终表现出来的坚持信仰，坚定立场，坚强斗争的决心，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由此，邓小平也就成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最重要的引路人。
11月中旬，李明瑞曾由龙州到百色，拟调第四警备大队会同第五警备大队去攻打南宁，对此，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利用俞作柏坚持实施讨蒋的失败教训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劝阻，向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南宁难以成功的道理；同时向他表明我党是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现在应准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左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红军第八军，希望他能够参加革命战争。邓小平和张云逸还代表广西前委当面应允“日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时就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正是由于邓小平和张云逸的以诚相待，使得李明瑞在重要的选择时刻，认清了形势，看清了前途，毅然投身到了我党领导的左右江武装起义之中。李明瑞返回左江后，与俞作豫一起积极进行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左江发生了蒙志仁叛乱事件，并控制了龙州。29日，李明瑞与俞作豫率部平叛，经五昼夜的激战，收复了龙州，扭转了左江的危险局面。紧接着，李明瑞将第五警备大队的余部、特务营及部分农军扩编为两个团6个营，任命宛旦平、袁振武、潘兆昌、何家荣等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从而加强了我党对部队的控制。12月中旬，邓小平、何世昌、严敏等在龙州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及广西前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俞作豫等共同议定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又指示第五警备大队前委要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加紧改造部队，争取在短期内举行龙州起义。并要继续做李明瑞的转化工作，使他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成立了红八军，由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此时，李明瑞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革命斗争，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坚持“兵者，国之大事”的斗争方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致力于建立党的军队，组织武装斗争，领导起义暴动。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央军委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评价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兵变，而且在转变以前还有这样周详的准备工作，这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很难得的”。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宝贵经验。
第三节创建根据地 壮大军力
百色、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认为，在反动势力猖獗，敌人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军阀混战的环境下，我们党刚刚组建的红军，还十分弱小，革命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要保存军力，发展壮大起来，就要有一个稳固的依托、可靠的基地，以利于以此为依托同敌人周旋斗争。所以，在起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又着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善于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领导各族军民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为根据地的创建和有效地保存军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确定左江苏区建设方针，为保存红八军纵队奠定了基础
两次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使得红七军、红八军的一些指挥员头脑发热，决定乘粤桂军阀混战，南宁城内空虚的有利之机，两军协同去会攻南宁，意图在于夺取中心城市，大造革命声势。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上海汇报完工作返回龙州时，正值俞作豫、何世昌率红八军主力进驻崇善，准备攻取南宁。根据党中央不打南宁的指示，邓小平当即命令红八军回师龙州，同时电令红七军停止进军。但是，此时的红七军在隆安战斗中已经失利，对此，引起了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重视。于是，邓小平马上决定在龙州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八军军委、左江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斗争形势，邓小平认为：龙州一带反动势力仍然十分猖獗，左江地区工农群众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红八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多，部队也不够稳固，这种情况下再去攻打敌人防守比较坚固，兵力比较强大的大城市，无疑会使我们的部队遭受损失，更不会取得胜利，这种冒进的“左”倾思想，不但不能使我们达成作战目的，而且有葬送我党武装力量的危险。所以，在当前的困境面前，我们党的任务，不是去攻打南宁，而应该是如何巩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有一个能够站稳脚跟的根据地。对于邓小平这些精辟而透彻的分析，与会人员无不称是。紧接着，邓小平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制定了左江苏区建设的基本方针：第一，以龙州为中心，迅速发动左江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第二，加紧红八军的改造，进一步肃清反动旧军官，分配共产党员去担任主要工作，发挥其骨干作用。第三，迅速解决被我收编但仍觉得不是很可靠，有可能叛变的黄飞虎、冯飞龙所部，武装农民赤卫军，以此作为扩大红军的基础；第四，健全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第五，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以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和凝聚力；第六，红八军下一步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与红七军汇合，向右江推进。
根据左江地区党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这个实际，邓小平在龙州的20多天里，以主要精力指导左江党组织的建设。首先是将红八军军委改组成为临时前委，并由他自己亲自担任书记兼任政治委员，指定了前委委员涂振农接替了王逸任左江特委书记，从而加强了对苏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时间不长，左江地区的党员人数就由24人发展到90余人，并在龙州、下冻、上金、凭祥等地建立了支部或特支，同时还派出学员分别到崇善、养利、雷平开展建党活动。红八军的党组织也发展到近百人。邓小平还亲自组建了红八军一纵的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他还将这一决定公开向非党员的纵队负责人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切实尊重党委的领导和二纵队的营委，下辖7个支部。3月初，邓小平又指导健全了一纵队的党委，并指定袁振武为书记，使一纵队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为部队有了党委领导，从而团结了全体党员和非党员干部，才有可能战胜重重困难。后来龙州失陷，正是因为有了一纵队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才能够率领部队经桂越、桂滇、桂黔边界，历经千难万苦，辗转7000余里，于1930年10月下旬与红七军会师。这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在红军建设上，邓小平向第一纵队官兵讲述了红军三大任务以及宣传工作的要求。他强调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使用两杆枪，除你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瓦解敌人，问他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我们把道理讲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另外，邓小平在领导左江苏区建设中，还善于把反对地方豪绅势力与反帝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动龙州各族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以利于激发各族民众的爱国热情。对此，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多次发出照会，诬蔑“现今龙州地方全陷股匪据中”，扬言立请“越南的总督拨派武装卫队”开入龙州以资震慑。法国还从越南不断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这也引起龙州广大军民的极大愤慨。2月10日，社会各团体集会并联名发电，反对法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请求左江革命委员会没收法国海关、教堂及在龙州的财产和企业。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邓小平与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我党通过《工农兵报》以及布告、标语、小册子等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帝宣传。11日，红八军政治部颁布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文通电于世。后来，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又召开了万余人的反帝群众大会。红八军还在宁明县境内击落了一架入侵的法国飞机。通过上述这一系列的斗争，锻炼了群众，增强了凝聚力，使左江苏区的建设大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