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辟分析，正确选择“攻”与“歼”的作战目标
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认为：军委首长的作战意图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迅速扭转战局，抑留敌人于豫北地区，使之不能东调华东战场以控制平汉路。而要实现这一作战意图，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进犯之敌的作战态势分析清楚，从中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利弊关系，准确地选择我“攻”与“歼”的作战目标，然后以此为据，定下正确的决心。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在鲁西南战场上，敌郑州绥署的主力正在向北进犯，后方比较空虚；而徐州绥署守敌主力则是有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收缩致徐州。徐州西北的广大地区只有伪军张岚峰部改编的第四纵队及地方部队守备，加上郑州与徐州两敌早有矛盾，互不支援，其结合部更为薄弱。我军如果迅速攻占了鲁西南，即可以切断郑州与徐州之敌相互的联系，改变敌我双方的战场布势，又可以与其他战场的我军形成合围态势，由此直接威胁到两个绥署。所以，鲁西南地区可以说是敌最敏感、最要害的地区，也是我易攻，敌必救的地区，如果我军立即出击鲁西南，蒋介石必然会将向北进犯之敌回调增援，以救鲁西南失控之急。这样我军则可以乘势而作，抓住战机，在敌回援途中预先准备，力求全歼，由此粉碎敌北进和东调企图。鉴于上述分析，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以第七纵队（欠二十旅）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协同下，以积极的行动首先攻歼聊城守敌，保障一旦敌向黄河故道放水时我军仍有安全通道，并在攻占该城后继续南下作战；第三纵队首先攻歼巨野、嘉祥守敌，尔后视情况继续南下发展作战；第六纵队及第七纵队二十旅攻歼成武守敌；第二纵队及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在濮县、观城、清丰等地，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积极袭扰和迷惑敌人，给敌造成我野战军正多路向鲁西南攻击，目标直指徐州和陇海路的心理压力及错觉，使之不得不火速调动北犯之敌回援，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待机，聚歼回援之敌。由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形成了一个“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作战部署，12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的基本命令。
二、主动攻击，诱其救者来援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所形成的作战决心，12月22日，我第七纵队首先发起了对聊城的攻击，我野战军主力都由观城、朝城地区隐蔽地、大踏步地向东南机动，经100公里的急行军，秘密进入了攻击地域，并于30日晚突然向巨野、金乡地区发起猛烈的攻击。其中担任进攻巨野的第三纵队第八旅自31日夜开始攻城，由于参战的步、炮、工兵配合密切，炮兵分队在步兵发起冲击前即摧毁了守敌各主要方向上的碉堡，工兵分队迅速排除了攻击路线上的5道鹿砦及暗堡，而步兵攻击分队则以迅速、勇猛和熟练的协同战斗动作，向敌前沿实施了连续而迅猛的攻击，仅5个小时就突破城池，全歼守军2个保安团。担负进攻成武的第六纵队在开进途中即获悉金乡之整编第八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一旅主力已被我野战军独立旅吸引离城至金乡以南地区，仅以一个团守备金乡，第六纵队首长随即决定改变决心，转兵攻取金乡，以调动敌人来援，为消灭援敌创造条件。12月30日黄昏，第六纵队向金乡守敌发起了勇猛攻击。但当我发起攻击以后，敌新编第二十一旅发觉受骗，其旅部及其所率领的一个团立即收缩回城固守，战至当晚，我仅攻克了敌四个据点，残敌两个多营。1947年1月4日，野战军又集中第三、六两个纵队再次向金乡发起继续强攻，扫清了外围据点，并一度攻占了城关，但是终因敌人工事坚固，凭坚固守，火力密集，我强攻部队因缺乏充足的炸药和炮火支援，强攻未能奏效，但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这一强攻行动却极大的震撼了敌人。这不仅是因为金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还因为敌八十八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八十八师遭到攻击，犹如在蒋介石身上割肉。所以，战略要地被占，嫡系部队被攻，蒋介石非要派援兵解围不可，而这一情况一旦出现，就是我歼敌的最好战机。
果然如同刘伯承、邓小平战前所设计的，一旦敌巨野、嘉祥、金乡受到威胁，蒋介石肯定会派兵增援，事实正是如此。就在我第三、第六纵队合力围攻金乡守敌时，蒋介石严令督促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迅速抽调兵力自东西两面向金乡增援。其中，以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第六十二旅及则从台湾调来的整编第七十师第一四〇旅自徐州，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长刘汝珍率第八十一旅、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及第七十四旅各一个团自菏泽，整编第四纵队司令官张岚峰率第一支队（编三个团）自定陶，分三路向金乡急速增援。刘汝珍这一路援敌的建制为什么这么零乱呢？原来，国民党军统帅部有一个规定，成建制的整师、整旅如果被歼，则要取消其番号；而师、旅如果部分被歼，则可以保留番号，并得到补充。可见，蒋介石这次增派援兵的办法，是做好了被歼的准备的。
针对敌人增援的态势，邓小平认为：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机已经形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抓住战机，在金乡周围的广大地区设置战场，歼其救者，实现作战意图。但面对三路“救者”，先打哪一路呢？刘伯承、邓小平两首长分析：从菏泽、定陶来援的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六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五师及暂编第四纵队均为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所以，增援行动不会很积极，对我威胁不是很大；而从徐州来援的整编第八十八师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解金乡之围行动积极，因此，对我威胁很大，首先歼灭该敌，即可以瓦解增援之敌的优势攻势，又可以对敌徐州构成威胁。通过反复分析比较，权衡利弊，刘邓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敌第八十八师方先觉所部。1月4日，毛泽东又来电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如你们能集中兵力用迂回方法歼灭八十八师主力，一可给薛岳重大打击，援助陈粟，二可给你们自己开辟东南战场。八十八师歼灭后，如刘汝珍东进，则歼灭刘汝珍，如刘不进，则应乘胜攻占金乡、鱼台、成武、单县诸城，以利尔后作战……你们应为开辟东南战场并在该在长期作战作出计划。”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和原来的决心，刘伯承、邓小平遂即定下决心，先打东路增援之敌，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增援之敌。
三、把握战机，依次歼其救者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总的作战意图，确定了除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金乡，吸引援敌外，又确定集中第三纵队主力，第六纵队以及第七纵队第二十旅，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共七个旅的兵力，分别向进至金乡东南胡海子、崔庄地区之第一四〇旅及第六十二旅发起了突然猛烈的攻击，其先头的一个营被我歼灭后，敌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见我攻势很猛，判断出一定是中了我“攻其必救，歼其救者”之计，深感情况不妙，遂即下令主力掉头回窜。此时蒋介石见增援不济，金乡就有可能失守，这样不仅对鲁西南战场的控制不利，而且也使向北发展之势受到牵制，为此，他严令督促方先觉，要不惜任何代价增援金乡，确保城池不失。在蒋介石的责令之下，方先觉率部又只好硬着头皮增援，随即被我军包围在西鱼台西北之崔庄、杨庄、胡海子地区。“歼其救者”的有利态势一经形成，刘邓首长决心把握战机，乘敌立足未稳之机，于当晚冒着狂风大雪迅即向敌发起猛攻，经两天一夜激战，歼敌第六十二旅之第一八六团全部，第一八四团大部，第一四〇旅旅直属部队及其第二十九团全部，第二八〇团一部，共两千余人，俘敌旅长以下七千余人。方先觉部大部被歼之后，已无力再援。而此时由定陶来援之敌暂编第四纵队张岚峰部共三个团已进抵金乡以西之南鲁集地区；整编第六十八师刘汝珍所部三个团进至金乡西北之汶上集地区；同时，清丰、南京、观城地区之整编第二十七、第二十六军则以一部攻占了范县，企图威逼晋冀鲁豫野战军回顾。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由濮阳向鲁西南增援。
又是一次敌重兵压境，又是一次“歼其救者”的有利战机。邓小平与刘伯承细心分析了敌展开的态势，在诸路援敌之中，突击冒进、且战斗力较弱的当数郑州绥靖公署张岚峰的暂编第四纵队，我若集中兵力首先将其歼灭，再及其余，则可以大大改善当面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对其他各路之敌也可以构成威慑，并给其心理上以极大的震撼。于是，刘邓首长将第二个歼击目标选择了“救者”张岚峰部，决心乘势扩张战果，首先以第三、第六纵队转兵向西，迂回包围了暂编第四纵队三个团于金乡西南的白浮图地区，实施多路向心攻击，首先攻击其指挥部。果然，其余敌人惊慌失措，无力抵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在逃窜途中也大部被歼，我军乘势收复了成武城，张岚峰也被我生俘。另外，由菏泽来援的第四绥靖区的刘汝珍在获悉两路援军均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的消息后，也觉得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慌忙率部向西逃窜。此时，我第七纵队早已接刘邓首长的指示，兼程开抵定陶地区，彻底切断了刘汝珍部的退路。奉刘邓之命从阳谷附近南下参战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经四天的急行军，也按时赶到了定陶以东，实际上又在定陶地区设好了全歼刘汝珍部的战场，三个纵队将刘汝珍部包围在了定陶以东的西台集地区，遂即发起攻击，经两天的激战，除刘汝珍率数百人钻隙逃脱外，其所部的三个团均在突围中被歼。至此，3路来援之敌，先后被我歼灭于运动之中，巨、金、鱼战役以歼敌两万八千余人的战果而告结束。战役胜利的经验证明：“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这其中，也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善于创造战场态势，准确寻找敌所必救的目标，积极争取攻其必救的战机，果断实施歼其救者的作战行动等一系列运筹指挥谋略的非凡。
第三节势如彍弩 节如发机
《孙子兵法》势篇中讲：“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其意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态势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猛烈，猝不及防。这种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这种节奏，犹如触发弩机。可见，两军交战，创造这种强大而有利的作战态势，采取快速而有力的作战行动，对于夺取作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而能否创造出这种态势并有效地加以利用，能否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取得应有的效果，又是评价指挥员指挥谋略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邓小平在与敌争谋斗法的战场上，总是注意综合利用各种因素创造“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的有利态势，尤其是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时，更是善于从整体和全局上谋划、创造、控制这种态势，为夺取战役的主动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谋略水平的高超。
一、精心筹划，蓄势以备
当淮海战役还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12日就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中央军委要求总前委要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渡江作战计划。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小平决定召开一次研究渡江作战计划的会议，并形成了初步方案报中央军委。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进一步明朗，中央军委又指示邓小平及总前委：“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指挥，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由此，邓小平又担起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的渡江战役的重担。
邓小平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新作战任务，也是粉碎蒋介石政府“划江而治”反动阴谋的重要一仗，更是能否实现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役方针的关键一仗。所以，总前委及两大野战军必须充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权衡利弊，精心筹划，乘我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之威，充分准备，积力蓄势，给长江守敌以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击。为此，邓小平多次主持召开渡江作战会议，反复研究渡江作战计划，为积力蓄势，突然猛烈而致命的一击奠定必需的基础，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