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掌握斗争策略，求同存异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第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竟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全国各地蓄意制造了各种军事摩擦，致使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鹿钟麟、石友三和朱怀冰等人就组成了进攻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反动阵营。但是，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毛泽东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从巩固发展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军队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心对非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将领开诚相见，并在不放弃斗争原则和党及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交往上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争取石友三，邓小平和刘伯承商议，决定派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在南宫县的乔村与石友三进行会谈。随后，邓小平又亲自出面同石友三进一步深谈。在会谈中，邓小平向石友三反复宣传我党申明大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御侮、一致抗日的主张。也一再说明，我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正是为了团结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需要，从而使其打消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疑虑及戒备。邓小平在向国民党将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同时，他还针对部队中部分同志对我党我军对国民党制造摩擦和纠纷的行为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不甚理解，甚至产生埋怨的情绪，向广大指战员作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工作方针之一就是要巩固与友军友党及各阶层的团结，以利于更多地减少摩擦，化解纠纷。对待友军要有诚恳的态度，帮助其解决困难，配合友军作战，对友军的胜利要宣传。经过邓小平的教育，有效地消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时过不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指示电，也提出了多培养同情者，扩大我们的外围力量，培植可靠的同情我们的武装力量。
然而，蒋介石却出于其反动阶级本性，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总是在策划其反共阴谋。他在给石友三的密件中说，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遗患未来，要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这一密令，促使石友三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策划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计划。尔后，就派军队袭击了冀南、冀中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使当地的军民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尤其是我青年抗日纵队的一营损失更大。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顽固派残杀抗日军民的事件，制造各种摩擦也是有增无减。
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行径，邓小平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敌后方的两个路线》的文章。在此文中，他深刻分析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经常发生摩擦的原因。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在敌后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共产党所主张和坚持的统一战线，民主同盟。另一种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坚持的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反动路线。邓小平在文章中谴责了一些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与人民、与进步摩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把抗日第一的原则抛开，以“防共”为第一要义。另外，他还诚恳指出，巩固团结和统一，要有互助互让合作精神，不是搞摩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要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一致对敌。应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确定是否让步及让步程度为标准。最后，邓小平也郑重地声明，顽固守旧，自起摩擦，逼翻民众，那就是无异在帮助敌人自取灭亡。邓小平的文章，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惜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团结合作的诚意，反映了我党相忍为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采取了有条件的克制和忍让的斗争策略，而且也表明了我们党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一贯与人民为敌的顽固派的克制和忍让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的摩擦，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的态度。
二、坚持有限退让，有理有利
虽然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摩擦和进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蒋介石对此却误认为共产党是软弱可欺，甚至把共产党为维护团结和统一，共同抗战的斗争策略当成了委屈求全。于是，他更加猖狂地实施了反共、反人民的步骤。6月下旬，蒋介石又授意其部属秘密制订了《共产问题处置办法》，企图以“统一”、“集中”和“服从”之名，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紧接着，顽固派张荫梧部出兵包围了我赞皇工作组，危害了我党工作人员10余人，后来又以3000余人再次实施了围攻。对于顽固派的罪行，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邓小平说，张荫梧、石友三等摩擦专家欺人太甚，应该教训他们，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对搞我们的积极的张荫梧等，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一下，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被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石友三等目前应以争取为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的中下旬，我军组织力量对张荫梧部给予了反击，狠狠地教训了张荫梧，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
党中央对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斗争策略和处理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和行动表示赞同，同时又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不让其取得攻击我方的口实，影响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求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忍让和克制是有限度的，要坚决打击与教训敢于向我进攻的顽固派。根据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结合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指示冀南根据地的领导，我们的一切应站稳抗日而不是对内的立场，对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也仅是自卫的立场，这样可以会更好地孤立对方，以便于在有利的时机求得适当的解决。另外，邓小平还指出，要积极与顽军的军官多取得一些联系，诚恳地谈一谈目前的形势，搞摩擦是错误的，人民是反对摩擦的，通过宣传，争取好的分子。但是蒋介石一直视我党的以抗日大局为重的一贯主张和一再忍让为软弱可欺。于1939年11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陕甘宁边区和晋西、晋东南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骨干分子朱怀冰率部很快就攻占了晋西。在晋西地区到处派兵，抢占八路军的要点，包围或围攻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等抗日力量，破坏我抗日政权，抢劫民众财产和物资，公然叫嚣要彻底“驱逐八路军”。石友三也渐渐暴露了其坚决反共的真实面目。他指使部下活埋了我东进抗日纵队的一个排，到处捕杀抗日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蒋介石这种猖狂的倒行逆施，于1940年1月15日，邓小平和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致电蒋介石，说明了当我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时，国民党的顽固派却在不断地制造大规模的摩擦，不仅破坏了抗战行动，而且消耗了抗战力量，扰乱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此，应该予以坚决杜绝。必须坚持反对摩擦、巩固团结，实现统一，坚持抗日的方针。但蒋介石还是置若罔闻，一面电令八路军撤出太南、太岳，一面令国民党军队继续向我根据地进攻。从上述的局势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既坚持了以抗日大局和民族利益为重，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侵犯和故意制造摩擦，做到了仁至义尽，一忍再忍，成功地运用了“退避三舍”的谋略。又做到了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由此激发广大民众和八路军指战员坚持抗战，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形成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从而达到了为奋起自卫，后发制人创造有利条件的客观效果。
三、实施后发制人，战而胜之
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后发制人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之时，国民党顽固派仍在一意孤行地制造着摩擦，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对那些国民党顽固派给予坚决的、有限度的反击。刘伯承曾当面告诉顽固派的反共急先锋朱怀冰：我们已经是退避三舍，实在无处可退了，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吧。要是逼我们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部署了对朱怀冰、石友三的有限度的反击行动。
朱怀冰、石友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再一次侵犯了我太行、冀南根据地。尤其是朱怀冰指挥所部制造了极为严重的“贾壁事件”，在磁县、武安西县猖狂地围攻我军，使我军受到了重大伤亡和损失。石友三甚至还直接与日军勾结，公开配合日军实施“扫荡”，其反动本质和顽固程度暴露得淋漓尽致。从我党我军对国民党军斗争的原则出发，石友三已属难以争取和团人，配合主力消灭之。3月9日，邓小平进一步电令各部，鉴于朱怀冰部已被各部击散，朱怀冰一人南逃，其他南逃之敌大小股甚多，你们应即取平汉路向南及东南清扫残敌，肃清各路散部，收散兵散枪，灭地方团队。
经数日激战，邓小平指挥三路八路军，歼灭了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由朱德代表八路军同意这一要求，双方经过谈判，划定了两军的边界，商定彼此之间不得越界侵犯。随后，邓小平奉命率追击部队后撤，并全部释放了战俘。
3月4日至4月5日的卫东战役，最后消灭石友三部6000余人，巩固了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此役和西线的磁武涉林战役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联结太行、直南、鲁西反动势力，隔断八路军南北联系的阴谋。周恩来后来讲：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们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由此不能看出，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正是成功地运用了“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的军事指挥谋略，才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我党对蒋介石既斗争，又联合，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