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的领导集体的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说，这是对年轻的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眼界和胸襟要开阔，就是要求新的领导集体成员在考虑问题时，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要服从大局；在选择干部时，要抛弃个人恩怨，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不感情用事，在工作中，要能够很好地团结，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补充、互相容忍、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别、小圈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个人修养方面，每个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总之，胸襟开阔是最重要的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也放眼一切方面。
第四，新的领导集体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这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人民是相信事实、尊重事实的。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关于改革开放，就是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关于惩治腐败，要雷厉风行地处理，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两条，我们的政策就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这无疑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五，正确认识党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充分肯定领导集体中核心作用的同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目前党内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过重的危险倾向。认为这是个大局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影响我们能否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他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几次谈到了要改变自己的分量太重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几次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中央领导职务的请求。早在1979年时，他就说过：“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1980年，他提出了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他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9月4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事实说明，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带头破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页灿烂的新篇章，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高尚品格，为我们党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坚决惩治党内腐败，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展现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沉渣泛起，毒化着社会空气。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了行为坐标，经受不住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诱惑和侵蚀，把商品交换原则导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换取一己私利，大搞权钱交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腐败现象出现了泛滥的趋势，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并且败坏着社会风气。
邓小平决不容忍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地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1980年8月，邓小平在阐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他严厉指责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1982年，中央决定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邓小平指出，开展这样一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也不是50年代“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出现了许多性质非常恶劣的大案，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个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在打击经济犯罪，惩治腐败问题上迟疑拖延，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端正党风人手端正社会风气等重要思想，要求党风建设常抓不懈，坚决清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再不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强有力地遏阻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就会亡党亡国，千百万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会毁于一旦。对于腐败现象决不能心慈手软，有一个惩处一个，不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要使人民相信我们党与腐败分子是不共戴天的，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从198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看到“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只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如何在新形势下反腐败，这是邓小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反对党内腐败决不能再走群众运动的老路。首先，通过搞群众运动来反对党内腐败，势必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干扰甚至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十年，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果我们再一次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必将被世界发展潮流抛得更远。如果再一次导致全国性动乱，中国必将陷入万劫难复的深重灾难，建设强大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反腐败固然重要，但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下行动，不能干扰和破坏这个大局。其次，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势必制造冤假错案，这也不符合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因素起主导作用，难以做到重调查、重证据，势必冤枉大批的好人，留下诸多的“后遗症”，破坏党内团结，伤害同志感情。第三，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想通过搞群众运动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产生腐败的土壤长期存在，铲除这种土壤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是根本不适宜的，只能是缘木求鱼。
那么，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开展反腐败斗争呢？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只能运用法律的手段，走法制化的道路。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只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不干扰、不冲击经济建设的大局，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也才能长久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依靠法制，采取法律手段，有一个腐败分子惩治一个腐败分子，不断清洁党的肌体。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基本途径。
邓小平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纪律检查部门的作用，用党规党法管住党员，特别是要管住党员领导干部。他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反对党内腐败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领导反腐败的斗争，一是要依据党章的精神与原则制定约束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规党法，用这些党规党法来教育和管理党员，并依据这些党规党法来惩处党内的腐败分子。二是要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要用党规党法教育党员，用党规党法监督和检查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用党规党法惩处违法乱纪的党内腐败分子。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能够对那些腐败分子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而且能够对广大党员起到提醒和警示作用。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屏障。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