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要的是把科学教育搞上去
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人手，并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多次讲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他针对一些人不重视科学、教育的现象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他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之后，他不仅把科学技术列为战略重点之一，而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百年图强、富民兴邦的关键。1982年，他在分析十二大提出二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他在分析农业这个战略重点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985年5月19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6年10月18日，他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夫妇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他还进一步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989年6月16日，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谈话中谈到“经济不能滑坡”时，他强调“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首先是基于理论上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对此，恩格斯进行了阐述和发挥，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首先，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其次，他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最后，更重要的是，他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生产力内在的基本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不仅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他还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为他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命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一位外宾谈话时率先提出来的。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天后，他再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还植根于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
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江苏省从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主要的经验有哪些？邓小平了解到，“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他回北京后说：“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得比较得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科学技术在农村、农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既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及推动作用。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
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提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号召“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他亲自主管我国高科技工作，利用各种方式与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并主持了奠基典礼。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提出了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他立即首肯并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发展我国高科技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他亲自过问与支持下，有关部门召集全国200多名专家、学者进行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国务院会议批准，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邓小平认为，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回顾历史、洞察现实、瞻望未来，得出结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回顾历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
瞻望未来，邓小平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我国要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必须抓住高科技领域的突破，“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回顾历史、瞻望未来都是立足于现在。“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在不富裕的情况下还要搞高能粒子加速器？原因就是要抓紧时间赶上去，“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就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他希望当代中国科技界能涌现更多的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爱国的科学家，“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
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要的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外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坚实后盾，也是社会稳定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可靠保证。因此，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要的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出现了“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严重局面。为此，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对编制体制作出重大调整
1980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在邓小平看来，军队“肿”的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其一，“肿”会使国家“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像我们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美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如果能够通过“消肿”，节省出一点钱“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其二，“肿”会使军队把许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影响部队素质的提高。其三，“肿”会带来各级指挥不灵，“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其四，“肿”会使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降低。“现在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害处极大”，“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其五，“肿”会妨碍干部年轻化，不利于人才成长。“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因此，“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怎样消除“肿”的种种弊端呢？这一工作涉及军内外方方面面，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棘手的系统工程。邓小平认为，编制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明确编制定额不行，不改革体制也不行。这是搞好“消肿”工作的核心问题。于是，他提出首先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军队。
1978年，邓小平在与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编制是定下了，是不是这样执行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肿’的编制。”他清楚地看到，“肿”的种种弊端的出现以及现时处理起来的困难都与没有建立明确的制度有关。因此，邓小平在筹划和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抓现时计划的落实，另一方面抓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他在1980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军官退役、退休、文职干部等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主要是大力精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把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俗话说，“积重难返”。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由于一些人把“人民战争”错误地理解为“人海战术”；由于军队的编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军队的“消肿”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出现了缩了胀、再缩再胀的奇怪现象。
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谈到军队调整方针问题时指出：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并且还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要“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