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3日，他说：“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及时指出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就怀疑或者动摇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再次肯定这一目标是现实可行的。他说，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怎样确保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呢？对此，邓小平不仅制定了根本方针、基本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方法。
一是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他还说：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二是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主要手段。他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他又说：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
三是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前者，在1987年学生闹事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反复指出，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联系三步发展所设想的过程，他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针对外交工作，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
（二）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提出“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调整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84年到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21.7%，这种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8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9年为4.4%，1990年为4.1%，1991年才回升到7.7%。邓小平从这样的增长率中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在加快发展。1989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1990年为10%，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日本经济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仍居发达国家的前列。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东盟国家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度超过亚洲“四小龙”。面对周边一些国家如此高速发展，邓小平深切感到，如果90年代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不去，不能跃一个新台阶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于周边国家，而且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1991年8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些思想是邓小平多年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大思路。
这个思路的内涵，就是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在某一个阶段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经济在整体上跃上一个台阶，构成新的发展平台。对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失衡，要及时进行调整；在实现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再推动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概括地说，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新的平衡，每一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境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邓小平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切合不切合实际呢？回答是肯定的。
纵观3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是有先例可循的。邓小平说：“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情况确实如此。18世纪初，英国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19世纪后半叶，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跃上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机遇，美国迅速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霸主。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条件，在一定阶段内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往往可以后来居上，赶上甚至超过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其实，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也曾有过几次跳跃式的发展，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60年代前半期经济调整恢复期间等。这几次跳跃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构建了新的前进基地。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可以借鉴。
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循环中实现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我们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进行自觉控制，有效地防止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因而能够更自觉、也更卓有成效地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争取几年跃上一个台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三）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沿海地区信息通畅、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内陆地区则相对闭塞、经济落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地不可能齐头并进、均衡发展。如果硬要全国各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齐步走”，结果很可能谁也快不了。邓小平看到了国情这个现实，因此他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不要人为地限制发展，不要给发展速度做统一规定，能够搞得快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搞得快一点，要充分发挥地方所长，而不要捆住地方的手脚。邓小平强调，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发展得快一点，再利用这些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全国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波浪式发展过程。从宏观上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发展的突破口，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国内情况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他认为，上海在20世纪初期曾经是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现在作为开放的沿海城市，有良好的基础，又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素质的人才，实现快速发展有许多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优势。为此他强调：“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果然，上海充分利用自己的条件，以开发浦东为龙头实现了经济崛起，并把这种发展势头辐射到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带动了国家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的这个发展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并富有成效的。
（四）下功夫解决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国家经济发展不仅有一个各个地区相协调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各条战线相协调的问题。一些战线的生产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将是一句空话。邓小平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要求把解决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摆在战略位置。
邓小平认为，解决“瓶颈”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的问题，建构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说到：“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各条战线比例长期失调，整个经济发展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很困难，比如，能源短缺、交通不畅就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很难起飞，教育落后使得现代化缺乏所需要的人才，如此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必然乏力，没有后劲，一时间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长久不了。从宏观上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就要抓这些“瓶颈”问题，解决好这些“瓶颈”问题。
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的“瓶颈”问题解决，还会出现新的“瓶颈”问题，解决“瓶颈”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中，就曾经突出强调纠正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通过纠正财政等方面的不平衡，带动整个经济的调整。又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理顺物价当做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枢纽，尽管闯物价这关有风险，但为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个关一定要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会碰到不同的“瓶颈”问题，但有些问题，却是需要长期下工夫去解决的，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积蓄力量，奠定基础。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的途中说道：“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这三方面问题，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快起来。邓小平强调十年打基础，重点就是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为后十年的调整发展创造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