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外交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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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求之于势——邓小平外交谋略的根本要求(2)

中国政府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只是实现全面裁军全过程中开始的一步。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着庞大的核武库,一些核国家仍不愿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要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依然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在裁军和军控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为了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中国在保持必要防御力量的前提下,还单方面实行了一系列裁减军备的措施。

二是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中发挥了作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众多的国际事务,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国一直关注中东和平进程。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阿以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早日全面、公正地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欢迎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并希望有关各方切实遵守已达成的协议。继续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不断作出努力,使中东和谈取得全面进展,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关注海湾地区局势,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和平解决国与国争端和地区冲突,并在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基础上,尽快解决海湾战争遗留问题,以早日恢复地区及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也极为关注波黑问题、索马里问题、安哥拉问题、卢旺达问题、塞浦路斯、利比亚问题等世界热点。这些国家和地区虽远离中国,但都是世界和平的一部分,其和平进程得到中国的关注。

三是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坚定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家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如联合国的改革,国际争端的解决,援助难民、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等活动。中国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而斗争,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在经济方面,中国为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经济作为政治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那么世界也就难以出现政治新秩序。所以说,和平与发展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没有和平,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经济和社会发展便失去基本保障,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发展,到处是饥荒和贫困,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应当看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开始发达起来,绝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沉重的债务和连续的饥荒,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千百万人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就孕育着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政治动乱。当然,经济的发展与否,发展如何,归根到底还决定着政治新秩序能否建立以及建立的如何。正如联合国第二次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会议通过的《巴黎宣言》所指出的:“在互相依赖的世界上,维护及加深贫富差距的鸿沟,将是产生紧张局势的根源。没有共同发展,世界和平就难以维持。”

(一)中国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不断提高。

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GNP增长速度高达9%,大大超过东亚地区最近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进入90年代,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NIES)经济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持续高速增长,1992-1995年实际GNP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居东亚之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牵引力量。

二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从1978-1992年,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占亚太进口总额由49%增加到65%;中国从亚太的进口占亚太出口总额从32010增加到51%。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199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外资吸收大国。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日臻完善,越来越成为日本和NIES产业海外转移的理想地区。

三是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过去,东亚的国际分工基本上是在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展开的。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国已介入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故而可以在多层次上参与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既可以吸收处于高分工阶梯的日本、“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又可能向处于低分工阶梯的东盟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从而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为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增长发挥重要的产业关联和协调作用。

(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亚太的经济增长和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也做出了贡献。

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意味着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将进入现代社会。从1750年的工业革命以来到现在,大约240多年的时间,欧洲、北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现代社会和发达社会的人口规模也不过13亿,而中国的宏伟规划是到本世纪中期,使十几亿人民的国家迈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二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成功,对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日本和“四小龙”已为东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树立了一种所谓“东亚模式”,这种模式以及它们的经济无疑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日本与“四小龙”的经济与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经验可望而不可即。“四小龙”人口面积较少,其成功也有许多特殊条件,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经验不能不受到限制。而中国的改革与经验则可弥补它们的不足,而且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点较多。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不能不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其典型意义和示范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世界提供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人民的衣食温饱的示范效应,及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如何经过改革由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轨的示范效应。其二,为某些亚洲和欧洲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通过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示范效应。

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在东亚、亚太乃至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到199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74772亿元(折合美元为9118.5亿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251亿美元,其中出口1827亿美元,进口1424亿美元,对外贸易伙伴达227个国家和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40亿美元。成为吸收外资的第二大国。世界银行1993年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区(陆、港、台)的进口额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2/3,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第四增长级(美、日、欧为其他三级)。目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都把目光移到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竞相与中国扩大经贸关系。这不仅给贸易双方带来经济发展,而且也必然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搞好了,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