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主权是一个国家拥有的带有绝对性的最高权力，它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关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的根本标志。而安全则是一个国家生存必须首先考虑的利益。无论是哪个国家，都要把安全放在他们所有利益的首位。邓小平的论述，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我国国家利益结构层次中的“强度”，以及我们维护这一利益的鲜明态度，告诉我们在关注国家利益与世界及其他各国利益相关性的同时，不可忽视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尤其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至上性。这正是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时所强调的原则性。
邓小平所讲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第一位，主要应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是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第一位”是指国家利益内部各种具体利益强度排列的顺序，也指国家利益与其他一些战略相关要素的地位关系。二是“第一位”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关系，“第一位”强调的是国家生存，而“发展经济”强调的是国家的发展。国家生存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以及提高生存质量的基本保证，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见，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外交谋略上的精义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邓小平曾在香港问题上，同撒切尔夫人这样谈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为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确定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做交易。谁要出卖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全体人民不答应，整个中华民族不答应。我们要向国内人民明确这条原则，也同时要向世界各国表明这个态度。这就是我国在国际交往中所说的原则性。第二，要坚决抵制国际上的“主权过时”论，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目前，西方理论界的一些人为了配合大国霸权主义的需要，抛出了所谓“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等“主权过时”论。他们认为：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内战更加威胁国际安全，不再属于内政，需要国际帮助以“结束内战和阻止政府侵犯他们人民的权利”；大国积极干预“是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所必需的”；主权不再是建立“新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工具”，而是对国际行动的“一种政治上的限制”等等。这些理论为一些西方大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对于这些反动论调，邓小平在一次同日本来宾会谈时，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驳。他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作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里特鲁多时说：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由此看出，邓小平提出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的这一国家利益观，旗帜鲜明地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和威胁我国安全。
六、维护国家利益，一定要着眼国家的长远利益
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定要着眼国家的长远利益。
邓小平用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家利益，或者说，他把国家利益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而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东西。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根本需求的变化，国家利益的结构和内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些眼前看来似乎不太重要，甚至还要牺牲其他局部利益为代价的某种利益（如一些基础性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的需求等），有可能以后变为事关民族兴亡的重大利益。有些全局利益虽然牺牲眼前的局部利益，但从长远看，从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看，全局利益的实现会在更大程度上补偿这些局部利益。邓小平有一段关于我国“翻两番”战略目标的论述，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这就是说，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在人民生活和教育、政治安定、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等各方面的利益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邓小平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他在谈到我国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他接着说到：“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就是将来一些关系“民族能力”并反映“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的重大利益。所谓“民族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征服自然或不被其他民族所征服的整体力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所谓“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生活、社会文明建设及其国际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眼光是否长远，是否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其关键就是看我们是否紧紧盯住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些重大利益不放。
邓小平提出了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始终应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眼前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他在告诫军队应当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时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当国家的长远利益需要牺牲眼前的一些局部利益时，应当舍得付出一些代价，不怕吃亏，敢于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以换取长远的重大利益。邓小平曾在开放问题上这样提醒我们：“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当某些重大国家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也应用长远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观察和解决。这就要认真分析，哪些利益的制约条件变化急剧，时不我待，需要马上解决；哪些利益的制约条件较为稳定，可以“放一下”再说。然后，做出战略上的轻重缓急的选择。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他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还讲道：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
在邓小平看来，这些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原则和方法，不仅对我国适用，而且对其他国家同样适用。他常常提醒一些国外领导人，不应纠缠在一些过去的或眼前的某些利益上，应当着眼各自国家的长远利益，求同存异，解决好现实中的争端。他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他在同尼克松谈中美关系时，强调两国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邓小平在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特别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日本企业现在在中国身上多花些钱，对其将来是有好处的。他说：“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外交方略，真可谓是高瞻远瞩，谋深计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