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人口占世界1/5多。中华民族对于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同方式。中国古人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一向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国家”。我们只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才能使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抛弃前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形成一支整体力量；才能使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把我们的国家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邓小平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时指出：“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邓小平还说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向所有中华民族子孙表明，我国进行的事业是民族振兴的事业，我党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应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可以想见，占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会是一支多么大的力量。而中华民族的团结，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
实现国家统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国家利益问题，同时也是民族利益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从现实情况看，实现国家统一，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并经常思考解决的办法。他说：“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于是，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国两制”构想。而实现“一国两制”构想，必须首先使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民形成统一的祖国认同，这种认同，只有在排除各种政治上的分歧和在突出民族利益并把维护祖国利益视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方有可能。这正是邓小平在谈论国家统一问题时经常强调民族利益的目的之一。他在谈到香港执政人选时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驻香港机构的问题时也强调：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邓小平在此所说的“爱祖国”，并不是要求爱某种社会制度的“祖国”，而是爱中华民族的“祖国”。这里所讲的“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就是说不做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
另外，邓小平关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一性的思想，都是紧紧围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等目的而谈的。并且，他还多次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中的一部分，应当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为了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为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号召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这种团结完全是正义的和具有“内聚”形式的。
四、应当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国家利益
邓小平在同一些外国首脑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时，常常是既考虑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对方的国家利益，分析双方国家利益的得失，从而使这些外国首脑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赞同我国的一些对外政策。例如，邓小平在同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谈中美两国关系时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在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就是扩大视野，从交往各国之间的联系，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国家利益问题。这是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很重要的谋略思想，同时又是我国国际交往的道德准则。其实质是一个正确把握各国间国家利益相关性的问题。
所谓相关性，是指某一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交往国家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变化，有可能牵动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对这些国家的利益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换言之，一个国家和国家利益的所得或所失，有可能导致其他一些国家国家利益在某一方面所失，或者在某一方面所得。这种相关性，在现实世界中主要表现在：在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各国间国家利益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相关性。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着许多类似于“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扩散”、“民族冲突”等世界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世界许多国家感到了共同的威胁，形成了共同的利益，从而使各国间国家利益的这种相关性更加突出。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的战略格局，各国都在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本国的国家利益调整自己的战略。这种情况下，构成各国利益冲突的对立因素变化了，同时，构成各国利益互补的制约因素也大为增加，各国间国家利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相关性日趋突出。
邓小平根据各国间国家利益的相关性这种新变化，要求我们处理国家关系时必须“杂与利害”，“趋利避害”。第一，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决定一个国家外交谋略调整的根本因素。要善于抓住共同利益是调解国家冲突最有效办法这一本质，尽量保持交往各国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引导其他国家正确认识世界的整体利益和各自利益，并正确权衡利弊，达成共识，化解矛盾。第二，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应遵循本国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具体说，就是在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把我国的国家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以及与我交往各国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充分认识我国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把握住我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积极寻找解决争端的新途径和新办法，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谋发展。
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往往集中体现在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并专门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他在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国家利益时，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两大主题，指明中国利益变化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围绕着和平主题方面，邓小平特别向一些外国人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受到损害，会给一些国家甚至世界和平带来不利影响。他对一些美国人这样谈到：“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在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主题方面，邓小平时常提醒一些外国首脑注意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与中国搞好关系，将会有助于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曾就中美关系的问题谈到：“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他在谈到中外经济合作的问题时还指出：“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事实证明，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指导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必将具有长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五、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家利益是由国家各方面利益组成的。这些利益包括国家的主权、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与尊严等等。这些利益按照对国家关系重大的程度，构成层次性的排列。国家对重大的利益，应全力维护，丝毫不会让步；对一些相对的非重大利益，使用相应的力量维护，可采取一些变通、灵活的方法处理。这是国家利益“至上性”的一种层次表现，或者可以称其为“利益强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