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尔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成为德国的名人。1960年阿伦特《人的条件》的德文版问世，她小心谨慎地写信告诉海德格尔，这本书与“马堡那段日子有关”，但她没有把这本书题献给他。她伤感而诚挚，海德格尔却一腔愤怒：阿伦特不是双目仰视聆听他的教导而是独立思考写作已属不恭，不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后唆使另一学者拒绝与阿伦特见面。
在局外人看来，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不够情人，而阿伦特其实都不值得。但阿伦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就会从经验中感到，我们是从不同的开端开始，并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起点的不一致性，又愿意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共处一起的生活问题。重新开始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原谅”。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人世界之中的事物，总是有过失的，这是不可回逆的。要医治这种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原谅。通过原谅，可以把人类从某种过失——在无知情况下所做的某种过失——中解脱出来，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只有不断地从其所作所为的束缚中互相解脱，人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乐意转变其思想并重新开始，人们才配获得开创新的生活的权利。
很难说《人的条件》就是阿伦特对自己情感的说明；也很难说阿伦特是基于民主的某种理想来建立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但如果承认阿伦特情与理兼胜的秉性，而“情”的那一面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她陈述的“理”的这一方面来理解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种无原则的“原谅”，尽管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原谅”有着理智的成分，所以阿伦特既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拥有真正的自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伦特每年都来看望他，这使海德格尔越来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关怀。1970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终于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出一丝情人间应有的温情和体贴。1975年12月，阿伦特逝世；5个月后，海德格尔逝世。
人的存在是自由的
——萨特（1905-1980）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父亲在萨特15个月大时就因病去世，他便随母亲一直住在外祖父家。
外祖父母都是读书人。外祖父虽然鼓励萨特发展对优秀文学作品的爱好，却警告其不要成为作家，因为那是个不可靠的职业。外祖父在同儿子们吵架以后，就喜欢塑造外孙的品性；萨特时而对外祖父高品位的文学价值深表忠顺，时而又梦想成为一个践履者、一个在危难中解救少女的游侠骑士、一个与恶魔决斗的勇士，他在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饱受着拉锯战的煎熬。
就像他后来论证的：在8岁到12岁之间，每个孩子都在为自己的存在作出某种基本的选择。这时的他，也确信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是命运准允他以同文字世界不可分割的方式确证他存在的合理性。他会成为某个英雄，但那武器只会是笔，而不会是剑。所以，萨特在日常写作中，一直宁愿选择笔，而不是打字机。不过，他还是对此产生了怀疑：
“无论我多教条，我还是怀疑一切，除了‘我是怀疑者’，我不怀疑。我用一只手把我用另一只手所破坏的东西建设起来。……长久以来，我把笔当剑；我现在明白：我们软弱无力……文化救不了任何事或任何人，它没法合理化。”
这是他关于10岁时的自传《词》，因为这篇自传他被推选为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拒绝接受这个奖项和附带的2600万法郎，因为他不希望被贿赂，不愿意显得被资产阶级的机构收买。他注意到：瑞典科学院此前从未把这个奖项授予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作家。
1917年，母亲改嫁带给了萨特最不幸的三年。
他不喜欢继父，尽管继父对他宽厚仁慈，可他还是鄙视其专断作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于是，萨特开始与同学打架，并通过卖掉家里的书或从母亲的手袋里偷钱买来糕点交换友谊。直到被家人逮着了，他才尝到了小偷的耻辱。此后，要是一个硬币掉在了地上，外祖父宁愿自己费劲地弯腰拣起来，也不愿这个不诚实的外孙收起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萨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信神了。
“早晨，我同邻居家的女孩们一起坐有轨电车……她们上女子中学。一天，我正在她们家外面来回踱着步子，等着她们准备好出门。我不知思绪从何而来，也不知它是怎么打动我的，然而，一切都在那瞬间，我扪心自问：‘可上帝是不存在的啊！’……反思起来，令人惊异，当时我才11岁；
直到今天，我再也未反问过自己，整整60年了。”
波伏娃是萨特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他们的这种关系保持了整整50年。1929年的夏天，他们在巴黎大学初次相遇。当时，他23岁，她21岁，两人都在准备相当于博士水平的哲学教授资格会考。成绩公布后，头年写作不及格的萨特得了第一名，而波伏娃是第二名。于是，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情侣，但并没长久几年，持久下来的却是相互诉说几乎所有事情、分享一同游玩和共同工作带来的快乐。萨特的写作速度非常快，大约一天20页，通常又很潦草，他就倚赖波伏娃校读草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且他往往都能采纳她的建议。如果没住在一起，他们就交换信件，那里面饱含的丰富资料和信息简直成了他们的优美自传体作品。
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呢？
波伏娃坚持认为，她不同于萨特，她不是一个原创性、有体系的哲学家，她只是追随了萨特的哲学道路，但这种看法遭到众多女权主义者的质疑萨特和波伏娃是否不愿把私生活的细节公诸于众，因而也密不透风地隐瞒了彼止匕心智上的相通呢？
在遇见萨特的两年前，波伏娃曾写过一篇学生日记，对某些萨特后来同样涉及到的哲学话题流露出了同样的兴趣，但她对这些话题重大方面的处理同萨特所拓展出来的处理方式有差别。不过，当他们开始了学术上的合作共事，他们各自观点上的差异就很难察觉了；并且，这种主题共享、解决方式细微分殊的格局持续了好多年。40年代，他们都在进行“他者”的研究，但着重点各异；最终，波伏娃关于由社会所建构、生成的“他者”概念被证明更具影响力。
其实，就算萨特是个高明的借用者，可谁又不是呢？波伏娃完全理解。
在波伏娃的提议和支持下，萨特以其作家的天赋和对神话的喜好，写成了《忧郁症》。当他满怀信心地将这辉煌成果交给著名的出版商伽利玛时，却遭到了拒绝，他震怒了：
“我把我的一切都投注到这本书里了……拒绝了它就等于拒绝了我。”
那年的圣诞节，萨特看见波伏娃就忍不住涕泪俱下。万幸的是，有两个朋友为其策划了一个机会，伽利玛亲自读了这本书，便与萨特见了一面。这本书被改名为《恶心》后出版发行，遂成为萨特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也是他所有小说中哲学内涵最丰富的，他因此实现了作家的抱负。
二战中，当德国侵占了波兰，萨特响应服兵役的义务，被派遣到距前线13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为法国炮兵从事风力测量工作。在德国闪电战的控制力下，法国军队节节溃败。就在萨特35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他被关押起来，俘虏他的是开战以来他所见到的第一批德国士兵。
虽然，战俘营的生活比较残酷，萨特却学会了从狱友们不融洽的交往中体验乐趣，“我所心仪的是归属到一群人中去的合群感”。他一边交朋友，一边思考着；那段岁月的确值得感念，但9个月后，萨特利用假医疗证获得释放。
自由后，他很快写完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在论证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责任和虚假信念的徒劳过程中，他被标榜为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者。
按照波伏娃的说法，“存在主义者”一词是杜撰出来的，当该词被人援用到她与萨特头上时，他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最初，他们拒绝被如此标识，后来，他们却把它拥为自己哲学的一面旗帜了。
在存在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雅斯贝尔斯也说：
“我一直对萨特心怀敬意。他不仅仅是位思想家、一位现象的分析者。出于他那充满创意的写作，他为这种哲学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听众……可以没有存在主义者，不可以没有萨特。”
尽管现象学使萨特把杏果鸡尾酒哲学化了，但人一出名，就不再可能待在咖啡馆里安静舒适地写作了。萨特乐于“与自己进行思想斗争”，比起他写过的书，他总是对正在写的书更感兴趣，也总是希望他最新获取的洞见会更具真理性。诚然，朋友们除了不安就是惊讶，萨特竟在逝世前一个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确认了希望、民主的理想和建立在普世兄弟情谊上的道德未来；这位总愿反对自身、逆向思维的哲学家，希望世界能从他的存在所呈现的具体现实中发掘出意义来。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昏迷中与世长辞。在失去知觉前的一瞬间，他告诉波伏娃：“亲爱的，我多么爱你！”运送遗体的灵车从医院出来后，跟着大约5万人！他们同守候在墓地的另一群人汇聚到一起。
许多人不得不站到墓碑顶上为了把棺材从灵车上卸下，不得不疏散群众。没有任何讲话和仪式。波伏娃要了一把椅子，在尚未封土的墓穴前坐了10分钟。几天后，萨特的尸体被从墓穴里移出，送去火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