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他从不注重穿戴，衣着非常随便。在担任教授时，他也总是穿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一件开领的法兰绒运动衫，一件紧身的毛夹克或皮夹克。雨天出门时，他喜欢戴一顶粗呢便帽，穿一件浅棕色的雨衣，有时还喜欢拄一根轻便的手杖散步。他在学院里的住所，陈设非常简单，四周墙上空荡荡的。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木椅，中间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一个夹存手稿的铁皮保险柜、一张用来写字的方桌，窗台上放着一两盆花。就只有这些东西，好像主人只是临时的房客。
然而，在常人眼中：他不拘小节，引起了一些同事的反感；他在学院饭厅里没打领带，受到了副院长的责备；竟还有人说，看见他在课堂上躺着给学生讲课……这些传言多少给维特根斯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思想属于另一种文化，而他那怪异的性情倒往往成为解释他思想的一个重要脚注。
当维特根斯坦对某个解答不满时，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把情绪发泄到学生身上。所以，他常常在讲课当中突然说，“我真傻”、“你们的老师糟糕透了”、“我今天实在太笨了”之类的话。有时，他的粗暴态度确实让人非常难堪，可谁也不会去计较他，因为他正在与他自己的思想搏斗。
有一次，由他主持欢迎卡尔·波普尔做关于哲学的困惑的报告会。
当波普尔讲到道德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说哲学问题远比波普尔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这个报告并没有解决困惑，相反倒使大家更糊涂了。
波普尔反击道，他不过是用维特根斯坦和学生们写的一些东西做例子罢了。
听了这话，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异常激烈。他挥舞着正好拿在手上的拨火棍向波普尔质问：“那么，请你给我一个关于人们公认的道德规范的例子！”
波普尔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比如，不要用拨火棍威胁一位做客的演讲人！”
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摔门而去。
当时也在场的罗素马上把他拉回来。
还有一次，那是1939年的冬天，摩尔在伦理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在讨论中，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而维特根斯坦的好友马尔康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忽略了摩尔论文中的某些重要看法，所以他插话说，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批评是不公平的。
会议刚一结束，维特根斯坦立即走到马尔康姆面前，眼里闪着愤怒的火花，说：“如果你还懂事，你就应该知道我从没有对任何人不公平过。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说完，扬长而去。
当时，英国很少有人不怕维特根斯坦的，只有罗素、赖尔、斯拉法和莱姆塞可以与他作对，而被邀请到剑桥的知名学者似乎都领教过他的“主人”态度。
其实，维特根斯坦绝非世故之人。二战期间，他主动离开讲坛到医院服务。在剑桥的大部分时间里，维特根斯坦要么开设讲座，要么为讲座做准备，他努力认真地履行着教授的职责。尽管他总是怀疑别人无法理解或者误解甚至歪曲了他的思想，但他还是非常愿意把自己思考的结果传达给学生。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言行如一的哲学家，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对哲学的兴趣源于对数学基础问题的思考，而关心数学问题的起点又是试图解决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他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把这本书称为风景画册，它记录着作者思索人生的每一步历程。
他还说，哲学就像一位无能的经理，他不去干自己的工作，而是眼睛盯着雇员，想要接替他们的工作，结果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过分承担了别人的工作。
做了近20年的职业教授，1947年末，维特根斯坦主动辞去教授职务。此后，他在爱尔兰乡村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基本上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1951年4月29日，他在剑桥死于癌症。
非常之人，非常之爱
——海德格尔（1889-1976）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伦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伦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脸庞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式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验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
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以“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后，她做出了心灵的回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伦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声望冉冉上升的海德格尔看重已有的家庭和事业，看重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恭维与颂扬，他也不想开罪于小城的保守习俗和泡沫人物的流言蜚语。他始终掌握着他们关系的主动权，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与此同时混合着爱意细腻的感情与精神导师的优越。他为他们的交往制定了详细的规则：频繁的书信是用密码写成的；幽会的时间按分来计算；暗号更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开几下灯为无人，开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表示有危险。有一年之久，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没有抱怨，没有要求。
没有不散的情人，即使是非常人的非常之爱。三年后的1928年6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弗莱堡大学聘请他为正教授，他不愿因“作风问题”而贻误似锦的前程。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而这本书带来的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恋情。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他的写作生涯和世俗成功之上。他以一封信打发了她。
阿伦特只能在如潮的激动中咀嚼苦果。
在纳粹妖氛弥漫欧洲的悲惨时日，阿伦特在流亡中痛定思痛，反省德国事件，批判极权体制，成为民主政治的发言人。海德格尔却因其存在哲学的观点和自私的秉性与纳粹合作，参与了文明人类的最大罪恶。岁月无情，政治无情，唯有人有情。1950年1月，名扬欧洲的阿伦特首次回到令她伤心的德国弗莱堡，他们在旅馆中相见了。虽然此时的海德格尔犹如一条失魂落魄的狗，但阿伦特仍然激动不已：
“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时，当时好像时间突然停止不动了。”
时间确实没有动一一岁月与艰难，战争与政治，对于他们曾有的恋情，对于他们的爱，统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那段“政治失节”，海德格尔差不多是坐在忏悔席上向阿伦特叙说自己内心的委屈、苦恼，阿伦特终于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海格德尔对她的需要。从这一天起，阿伦特再次为了他没有什么不愿意做，而海德格尔仍然自私霸道。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50年代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从1952年开始，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为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尔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亲自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为他祝寿，在充满爱意之中以诗意的语言淡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错误。
海德格尔是阿伦特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却从未留心这个爱他的女人所写的一切，包括那些其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她准备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以此来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