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曾批评过那些只知道让百姓做这做那，不管百姓需要什么想做什么的领导干部。他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说：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儿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儿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
反过来他又表扬了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的领导干部。他说：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的很多，长冈乡全乡1500人，销了4500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分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
在这两个事例中，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都代表着百姓的根本利益，但是并不能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根本利益，就可以不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不以眼下百姓所想为所想，不以眼下百姓所急为所急，主观意愿再好，也不会得到百姓支持，也不会将事情办好；只有以百姓所想为所想，以百姓所急为所急，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才能引导百姓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献身。
以百姓心为心，才能为天下浑其心，上面正反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3.轻诺寡信多易必难
世上的人心是复杂的，不要以为一个人说了话就一定算数；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要以为什么事情只要想到了就能做到。
一个人答应了一件事情，能不能兑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一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办事的诚心；其二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办事的能力；其三要看，是不是具备成事的客观条件。三者只要缺一，所谓的许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老子从大量的社会经验中得出了两条教训，作为人生警诫留给了世人，这就是：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其意是说：轻易许下的诺言，很少有兑现的；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必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轻诺必寡信”，原因有两条：
其一，没有诚意。因为事情是复杂的，许诺一件事情，首先要看有没有成功的条件，自己能不能取得成功。轻易许诺，根本不考虑上面的问题，那就说明，许诺的人原本就没有兑现诺言的诚意。
其二，没有能力。因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一定会想到做事的程序，一定会想到成事的条件和自己的能力问题。如果他并非有意欺骗，可是却不考虑成事的可能性，轻易地许诺，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根本没有处理复杂事情的能力。
或是没有诚意，或是没有能力，只要占了其中一条，想要叫他兑现诺言，那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判断诺言真伪的基本方法。那就是：
信言不关，美言不信。
其意是说：守信的话，听上去并不动听；动听的话，往往不会守信。
“多易必多难”，原因在于准备不足。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所准备。一是思想准备，一是物质准备。只有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有备无患，求得成功。“多易”，也就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也就是思想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足，相应地也就不会作出充分的物质准备。准备不足，要想求得事情的成功，那当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原本想是两天就能走到，没有想到却有五天的路程。准备了两天的干粮却要分作五天食用，那个困难劲头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避免“多难”的具体对策，那就是要想得困难一些。按他的原话，那就是：
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其意是说：即使你是个又有道德又有智慧的圣人，遇事之时也要多想一想困难。只要把困难想够、想足，再难办的事情也不难办到。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本来是一百天的路程，可是却做好走二百天的准备，即使实际上走了一百五十天，也不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它告诫人们，不要轻信人的诺言，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领导干部和实业人员，更是要多多注意。
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都愿意听顺耳之言，不愿意听逆耳之言。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总是愿意听部下表决心，在听取汇报的时候，总是喜欢部下报喜，而不喜欢部下报忧，因为下面的工作成绩越大，自己的工作成绩也就越大。孰不知，这是最不可靠的，不但创造不出真正的成绩来，反而会培养出一批阿谀逢迎之人，造就出一批靠着虚报数字升迁的官员。
只要回顾一下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人们就会有所体悟。当时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说得何等轻松，何等容易，不少领导干部信以为真，报以热烈的掌声，结果吃了大亏。因此，作为领导，在听部下表决心、报成绩时，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所谓听其言，那就是看下级说话有没有根据，是不是经过周密思考。如果信口说来，那就要多多警惕；越是说得好听，那就越是不能相信。所谓观其行，那就是看下级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有实际措施和实际行动。只有拿出相应的措施来，并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布置的任务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汇报的成绩也才有真实的可能性。
在商业行为日益增多的今天，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成了经常之事。可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不要只凭感觉就轻信对方之言。曾经有一个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单位，想做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由于暂时缺乏资金，轻信社会上一家公司之言，同意接受这家公司的赞助。岂知这家公司根本没有资金，只不过想要打着这个单位的招牌，谋求私利。结果好事不但没有做成，却给这个单位带来一大堆麻烦，只善后之事，就耗了整整两年时间。也正因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国家规定，在双方合作的时候。不能只听口头之言，而要对对方进行资信的考察。所谓资信考察，也就是不但要考察对方资金的实际情况，而且要考察对方信誉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规定与老子“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的警诫相互辉映。
4.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老子与孔子的看法就存在着根本区别。然而有一点，这两位先哲却是二样的，那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之为知。也就是说，一个人遇到懂得的事情就说懂得，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说不懂，这才是真正的有知识。反过来说，本来不懂却强要装懂，那就是无知。
按照老子自己的话说，那也就是：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其意是说：知道自己的知识有一定局限，不在无知面前强逞有知，这是最聪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一定局限，在无知面前强逞有知，这是一种毛病。一个人如果有警惕性，时刻预防自己陷入无知的毛病之中，那他就不会陷入无知的毛病之中。圣人就是这样的人。正因为他警惕着自己，时刻避免陷入无知的毛病之中，所以也就成了最聪明的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一个人的知识本来就是有限的，这是客观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所以也就是一种对无知的真知；承认这样的事实，也就会给自己提出进一步学习的任务，经过学习，自己的知识就会得到增加，所以说这样的人最为聪明。
一个人的知识本来就是有限的，这是客观事实。面对客观事实而不承认，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无知。本来无矢口而强说有知，因此也就谈不上对所缺知识的学习。本来无知又不学习，那就永远也无法进步，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
老子的这一警诫告诉人们，知识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在无知面前强逞有知，就会永远做一个无知的人；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人。那些大智大慧的圣哲都是走的这样一条诚实的道路；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才成了大智大慧的圣哲。
笔者的亲身所遇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我的硕士论文涉及汉代严君平的《道德指归论》。对于此书，以往学术界研究较少，我怕拿不准，便去请教冯友兰老先生。冯老先生把我迎进书房，我问候几句，便言归正传，请冯先生谈谈《道德指归论》的核心思想。万没想到冯先生坦诚而又自然地说：“这本书，我没有好好读过，一下子说不来。”我把带来的书递给冯先生，他在那里翻看了足足有四十多分钟才开口讲话。在他翻阅书的过程中，我坐在他的对面，仔细端详着这位时年86岁的老人，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先哲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想到此，突然大晤：怪不得这老先生大智大慧，成了当今中国哲学史界的泰斗，原来他便是圣哲之言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