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出其精地出其形
列子认为，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宇宙原先什么也没有，后来有了气，由气渐渐产生出了天地。所以天地是由气变来的。虽然天地都是由气变来的，但是有清浊轻重的不同。天是清轻之气组成的，地是重浊之气组成的，由此构成了性能对立的两种东西。这两种东西的精华合和交融产生出来了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敏的东西便是人。人之所以在万物之中最为灵敏，是因为他从天那里得到了最为精华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天出精神，地出形体，二者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人。人既然是由精神和形体融合而成的，所以当二者分离的时候，人也就活不成了。人死之后不是还保持着人的整体结构到了其他什么地方，而是一分为二：精神属于天上的东西，它轻扬飘散，回归于天；形体属于地下的东西，它沉人土中，回归于地。正因为精神和形体都回归了各自的家，所以人死后称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
列子说，这是黄帝传授下来的知识。他在《天瑞篇》中说，《黄帝书》中记载着黄帝的一段谈话，说：
形体运动不产生形体，而产生影子；声音传播不产生声音，而产生回响；无形的东西运动不产生无形的东西，而产生有形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运动的结果不能永远保持有形，一定会变成无形的东西。按照这样的法则推下去，那天地不是也会终了吗？我看它们与我一样，也是会终了的。
“终了”是否会有完结呢？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宇宙的大道是没有尽头的，由一无所有的状态产生出天地万物来，又让天地万物顺着这条大道走向一无所有。来来去去，说不清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也说不清到底哪里是个终止。所以只能说有生命的东西会回归为无生命的东西，有形的东西会回归为无形的东西。无生命的东西不是原来就是无生命的，无形的东西不是原来就是无形的。有生命的东西，按照法则，那是必定会终结的，要终结的东西是不得不终结的，就像有生命的东西不得不呈现出生命一样。想要永久保有生命，避免生命的终结，那是不懂得宇宙法则。
精神是什么？是天上的东西。形体是什么？是地下的东西。天上的东西都是清轻型的，可以飘散；地下的东西都是重浊型的，易于凝聚。精神和形体融合在一起，则成为人；精神与形体分离开来，则成为鬼。为什么叫做“鬼”？因为精神与形体分离开来，前者回归于天，后者回归于地，各自都回了自己原本的家。回了家就是归了家，所以人们称之为“归”。“归”就是“鬼”。
精神入了它老家的门，形体归了它原本的根，“我”还依靠什么东西存在呢？
这个故事主要是说人的最后归宿是死亡。死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主题之下言及了三个具体问题：
其一是说向相反方面回归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人生在世，有形有声，最后必然回归于无形无声，所以死是必然的。
其二是说，上天赋予精神，大地赋予形体，由此才有了人。
人死之后，精神归天，形体归地，各自回归，无可悲怜，无可畏惧。
其三是说，精神归天，形体归地，作为生命主体的“我”也就什么也不存在了。既不存在游于天地之间的鬼，也无须挂牵“我”死之后的苦乐。
先秦时期管子学派有一种类似的说法，认为宇宙是由气组成的。气中有特别精微的部分，叫做精气。精气在下产生五谷，在上产生列星，流于天地之间叫做鬼神，藏在人的胸中造就圣人。人的生命是精气与形体结合的产物，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精气与形体和谐，人就能生存；不和谐，人就不能生存。
这种说法回答了有关生命的三个问题。其一是人从哪里来的？认为他是由宇宙中的气变化而来的。其二是人是由何物构成的？认为他是由天地的成分构成的，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其三是人为什么有智慧？认为人接受了天的精气，精气是带有灵性的气，对外物的刺激会产生快速的反应，所以说它流于天地之间叫做鬼神，藏在人的胸中造就圣人。人得到了精气，所以有智慧。
列子在有关人生的问题上与管子学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关人死的观点。
应当说有关人死的问题比有关人生的问题更难解决，因为活着的人虽然很难说出自己出生之前是什么样的，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有权力说人是由其他东西演化来的，生前没有知觉，这起码可以拿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明，因为人都是从那里过来的。人死则不然，因为活着的人谁都没有死的经验，而死了的人却永也不可能出来谈自己的经验。列子跳出了经验的方式，采用了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以逻辑论证的方式作出了推断，并得出了人死为归、回归无有的结论。这是其高人一筹的地方。
从现代科学的高度来看，应当说列子的观点在宏观方面、在大的趋势上含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其一，人的确是由其他东西演化而来的，不过不是直接由气演化而来的，他虽然具有精神和形体，但却不是直接由精神和形体组合成的，而是由好多物质原素结合在—起，经过无数的中间环节演化来的。其二，人的智慧也的确是物质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说到最最基本的原理，正像一块石头在受到敲打时会发出声响一样，不过它不是精气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而是人的大脑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大脑不是一般的物质，它是物质发展的高级形式，它的反应也不像一般物质那样死板、单一，而具有很大的能动眭。其三，人死之后的确什么也没有了，构成人的各种物质成分都分解开来，回归于天地之中，不过不像列子说的那样，形体回归大地而精神回归于天，因为精神只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大脑一旦停止运动，精神便立刻消失了，正像人的口舌一旦无法运动，说话的功能便立刻消失一样。
列子对生死的认识本来不属于科学探测的范畴，仅仅是一位哲人头脑的思考，因此越是具体便越是远离实际。不过他能在宏观上和大的趋势上与科学结论相吻合，那也就不隗为圣哲的称号了。
在“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列子还认为，人的精神与形体在生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精神是主宰，形体是随从。于是，他在《汤问篇》中讲了一个“扁鹊换心”的故事。故事说：
春秋战国时期，鲁公扈和赵齐婴两人生了病，一同去找名医扁鹊治疗。扁鹊没用多久就给他们治好了，二人非常感谢。扁鹊说：“不用谢，这是一点小病，它是由外物侵入内脏引起的，只要服几副药也就好了，比较好治。现在你们二人身上有一种大病，是由内脏自身的不足引起的，如果不治，会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想治也就不能洽了。现在还来得及，我为你们根除了它怎么样？”
二人都说：“你先说说症状，之后再说治不治。”
扁鹊对鲁公扈说：“你呀，志向高远而底气不足，因此善于谋虑而少于决断。他呢，志向不远而底气十足，因此缺乏谋虑而伤于专断。这样下去，你们二人不但都干不得大事业，而且会在大事面前断送性命。我把你二人的心换一下，志向与底气就协调一致了，对你们二人都有好处。”
二人听这么一说，异口同声地说：“治！治！”
于是扁鹊用麻醉酒把他们迷昏过去，让他们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剖开他们的胸脯，掏出他们的心脏，交换之后又缝合起来。
完事之后，给他们吃下一粒神药。没过一会儿工夫，二人恢复如初，像是睡了一觉，精神十足，千恩万谢之后便各自回了家。
当鲁扈公拖着赵齐婴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时，他的妻子不认识他，硬是不让他进家门。当赵齐婴拖着鲁扈公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时，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也不让他进家门。于是两家都闹起了纠纷，一直闹得打起了官司，来到了大堂上。最后还是扁鹊讲明了治病的原委，这场官司才算了结。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人虽然由精神与形体合和而成，但是精神是主宰，形体随从精神而行，受精神的支配。
一个人，如果精神发生了变化，形体将要作出相应的反应。其二是，人的精神是人体器官“心”的功能，随着心的移植而转换。
应该说，列子的这种认识具有局限性。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中，忽视了形体对精神的重要作用；二是在探究精神的物质载体时，误将心脏作为载体。
关于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如果要全面讲的话，应该说，形体是精神的基础，精神是形体的主导。如果没有人的形体，也就不会有人的精神，作为精神载体的大脑就是形体的一个部分，这正是形体是精神之基础的证明。列子在故事中仅只表现了精神是形体之主导的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形体是精神基础的那一方面，作为表现精神与形体关系的故事，它是不全面的。
精神具有物质载体，这是列子在故事中反映出的一种很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经现代医学证明，其载体不是心脏，而是大脑。
故事以换心来达到交换精神的目的，是圉于古人的误解。
还应该说，列子这种认识产生在两干多年以前是相当深刻的。
现代科学证明，在人的生命中，精神的确站着主导地位。一旦精神受损，形体的功能就要受到影响，如果失去了精神的支配，人也就完全没有知觉，不能行动。比如植物人，尽管还有躯体存在，还有呼吸存在，可是他却连自己的存在都不知道了，更不用说站立和行走。反过来说，躯体却不具备主导的功能，除了作为精神载体的大脑受损之外。身体的一些器官受了损害，或许并不影响人的精神活动，或许人的整个生命就会解体，在没有现代医学的中国古代，列子能有精神为主导的认识，那是难能可贵的。之所以说其可贵，是因为他的这种认识不是从灵魂独立的观念引出的，而是从人体结构和生命成因的自然科学角度引出的。
将精神视为灵魂，认为灵魂独立存在，驻于体内，支配人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是古人体认自身、探究生命所得到的最初观念，也是人类还不开化、仍处愚昧的一种标志。而列子关于精神支配形体的认识却非此类。他不是从迷信出发，而是从人体结构和生命成因的角度提出的。在他看来，精神不是独立存在的灵魂，而是人心的功能。所以，故事中的扁鹊为鲁扈公、赵齐婴交换主宰形体的精神，不是用方士和巫师的咒语，而是用医生的解剖刀，交换的不是灵魂，而是心脏。也就是说，列子把精神视为形体的主宰，不是立足于神学的基石上，而是立足于科学研究的基石上。这正是他高于他人的地方。
2.生顺道行死顺道归
人生之后是必定要死的，任何人也无法挽回。既然如此，对待生死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中国古代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列子沿着道家的思路，主张遵循宇宙的根本法则，顺随自然，当生则任其生，当死则任其死。出生了就像行人走在外出的大道上，只好顺着大道向前走；死亡了就像行人走在回家的大道上，只好顺着大道归家去。来来去去，谁也无法违背。因此生不必追求，死不必忧愁。
在列子看来，人生人死都是有—定原因的。与生的法则相吻合则生，与生的法则相违背则死；与死的法则相吻合则死，与死的法则相违背则生。无意于走长生之路而得以长生的，那是因为无意中走上了长生的道路；有意于走长生之路而年老寿终的，也走上了长生的道路，所以虽然死了，人们仍然说他是长寿。有意于走长生之路而中途死亡的，那是不幸，之所以不幸，或是因为没有走上长生之路，或是因为发生了意外；有意于背离长生之路而竟能不死的，那是侥幸，之所以不死，那是因为遇到了特殊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死了的人怀有不同的心情。
古代有个传奇人物，名为杨朱，他的朋友季梁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每每走到季梁家门口时望着季梁家的大门笑，因为季梁是顺着人生的大道走完了才死的。杨朱的朋友随吾死了，杨朱抚摸着棺材号啕大哭，因为随吾是不该死而死的。—般的老百姓则不管那些，生了孩子则以为是喜事，因此而欢笑而歌唱；死了人则以为是悲事，因此而悲痛而哭泣。在列子看来，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人们不懂得生死道理的缘故。生也好，死也好，走上了长生之路也好，没有走上长生之路也好，最后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悲哀的。不要去追求长生，也不必去追求早死，一切顺应自然的变化，这才是通达于生死大道的人。
列子讲了几个与此道理有关的故事。
《力命篇》中有个“景公犹死”的故事。故事说：
有一次，齐景公到牛山游览，站在山上向北而望，只见国都一片茂绿，非常感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国家多么美丽呀！
人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死去呢？假如人生自古就无死，我怎么会离开这美丽的国都而到另一个地方去呢？”说完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