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有人说九尾龟陶宗旺是农民，其实陶宗旺仅仅出身是“庄家田户”。他本人不是种田的农民，他的职业是建筑工匠，属手工业者，所以请他上山负责基建。有人说李逵是农民。李逵也仅仅是家庭出身或本人出身是贫苦农民（雇农），他本人的职业是狱卒。《水浒传》作者不是按农民来刻画李逵的形象和叙述他的活动的，这一点看过《水浒传》的人都清楚。
那么，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呢？梁山好汉中没有农民的原因是：第一，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的歌颂对象。作者塑造了三十六个加七十二个人物形象，目的是歌颂他们。作者所要歌颂的首先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物，如鲁智深、石秀等；其次是仗义疏财，轻财好施，如宋江、柴进等。这就是说，歌颂的是用武艺和金钱做好事的人。用武艺做好事要有本事，而最有本事的人，《水浒传》作者认为是鲁达那样的军官，再就是教头、都头之类；用钱做好事要有钱，这只有财主才能干。
所以干好事的人有地主而无农民；《水浒传》作者要歌颂的还有用知识做好事的人，如吴用；再就是用法术为梁山做好事的人，如公孙胜。这两种人，农民当然也没有份。
第二，农民不是《水浒传》作者和宋江的崇拜、“赚”情对象。宋江由于崇拜大地主卢俊义和李应，才用计把他们“赚”了来。
第三，农民不是宋江“招降纳叛”的对象。
第四，农民不是梁山建设中的招聘对象。梁山需要安道全这样的医生，需要皇甫端这样的兽医，需要陶宗旺这样的泥瓦匠，就是不需要种地的农夫，因为梁山好汉不靠种地吃饭。
《水浒传》是发端于城市说书人的市民文学。因而很明显，《水浒传》作者是以城里人看待乡下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待农民的。如一百四回定山堡村在村外麦地上搭野戏台唱社戏，作者关于看戏的农民的描写是：“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作者这儿写的是农村的“村姑农妇”。农村的男人们呢？ “围挤着在那儿掷骰赌钱”。“又有那钱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出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带笑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这明明是城市的赌徒，哪儿是农民。
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爱憎，可以从他们对对方的称呼、起名字、起绰号上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回，《水浒传》作者给一群庄客起的名字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歌、牛筋等。
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农民、庄客都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本事，浑浑噩噩的“村蠢乡夫”。他们是庄主的仆役和士兵，他们对庄主唯命是从。史进要同少华山对抗，把庄户们召集起来，众人只会说：“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鲁智深来到赵员外家，那赵家庄的二三十个庄客不明真相便跟着要来厮打。桃家庄庄客对求宿的鲁智深开口骂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柴进的庄客对前来求点酒喝的林冲，粗野地呵斥道：“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那心肠，那态度，和他们东家比，差得可太远了。
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庄客们都是没有本事的草包。公孙胜是个书生，因庄客不让他见晁盖，他一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这种一打就倒，一倒就是十来个的庄客，全书皆是。
总之，在《水浒传》作者的眼里，农民毫无用处，有用处者只有地主。李逵上了梁山，官府迫害李逵的亲属，是财主出面袒护，替李逵家“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李逵回家请母亲，作为雇农李逵的哥哥，竟马上去报告，领着人来捉自己的弟弟。
《水浒传》作者之所以贬低农民，确实是出于偏见。《水浒传》是城里说书艺人的创作，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
如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骂农民：“这厮（是）村人，不省事！”又如第五十一回，戏子白玉乔对着白秀英挖苦雷横：“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雷横因为被白玉乔骂做“村里人”，感到受了侮辱，跟白玉乔争吵起来，白玉乔又讥刺说：“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作者轻视之情，跃然纸上。
文学作品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是替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呐喊的。可是，《水浒传》并没有替农民呐喊。在反映农村状况和同情农民这一点上，《水浒传》比《红楼梦》差之甚远了。
《水浒传》作者对地主的态度是爱还是憎？有人说是爱，举宋太公、柴进等证明；有人说是恨。举曾太公、毛太公、祝家庄为证。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