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浒传》的妇女观，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一是完全肯定，一是完全否定。
肯定派认为，《水浒传》有两大划时代性的历史功绩，一是使下层劳动人民走上舞台中心，成了历史剧的主角，帝王将相成了配角；二是妇女成了跟男子一样的英勇好汉。
否定派认为，《水浒传》的妇女观是落后的，是封建主义的。
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但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显然是不正确的。《水浒传》的妇女观确实同时具备着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那么，《水浒传》的这两个方面是不是半斤八两呢？否。
《水浒传》的妇女观基本上是“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是按封建主义的法律、封建主义的“妇道”规范来要求妇女的。
首先，《水浒传》对婚姻自主是贬斥的。四柳庄庄主狄太公的女儿和邻村一个青年相爱，由于婚姻不自主，不得不装神弄鬼，诡称着了邪祟，“只在房中茶饭，并不出来讨吃，若还有人去叫他，砖石乱打出来，家中人多被他打伤了。”《水浒传》并没有从同情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把姑娘的“私奔”看成是大逆不道，歌颂了李逵维护封建法律道德的“英雄”行为，让李逵“乔捉鬼”，把一对情人一斧一个砍死，还“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身相弃”，然后“插起大斧，提着人头，大叫出厅前来”。这表现了李逵即《水浒传》作者对“这种事”的深恶痛绝。
在封建社会，女儿不是家庭的主人，而是父母的财产和商品，可以买卖，可以“典当”，可以用女儿的青春、生命换取父亲的乌纱帽，如此等等，《水浒传》对这些吃人的“道德”规范是采取承认和维护态度的。宋江本人就“典”了一个姑娘做“外室”，所以那姑娘即阎婆惜说“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还我”。这说明宋江手握一个妇女的典身契，而保存文书的柜子，他的妻子是无权开的。
阎婆惜是怎样“典”给宋江的呢？她跟随父母到山东投亲不着，流落在郓城县，不幸阎公害时疫死去，无钱发送。
阎婆不得已卖女葬夫。宋江当时舍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这种济人之急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是后来阎婆用把女儿“典”给宋江做外室的办法，来报答宋江的救济。宋江接受了这一“报答”，那就不是救济别人，而是廉价买了一个外室了。宋江对这个外室是歧视的。他说“又不是我父母正配为妻室”。于是，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和小人一样，成为逼君子上梁山的罪魁祸首了。除了宋江被妇女逼上梁山以外，武松是被潘金莲逼上梁山的，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是被潘巧云逼上梁山的。男的可以有“外室”，有三妻四妾，可以寻花问柳；女的，哪怕是出于对不合理的婚姻的反抗而触犯封建“清规”，那罪比杀人越货严重得多，比卖国误君严重得多。对罪不容诛的高俅可以杯酒释前嫌，但对妇女的不贞却“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错，《水浒传》也写了几位巾帼，但作者是怎样描写她们的呢？先看母夜叉孙二娘：“母夜叉”、“母大虫”，一听这绰号就知道作者太不美化女性了。孙二娘的外形是：“下面系鲜红色绢裙，搽一脸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再看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这种“赞词”，和梁山男英雄出场的赞词是何等的不同！它虽然有其反封建传统的一面，但却引不起读者的好感。
梁山好汉中也有一位俊美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但《水浒传》在对一丈青的描写上，又对她的人格和形象进行了很大的损害。其损害之一是，李逵错杀了扈三娘全家老幼，扈三娘对此无动于衷。其损害之二是，扈三娘投降梁山后，宋江把她赐给了她的手下败将，又矮又丑、贪财好色的王矮虎。对这种极不般配的婚姻，扈三娘逆来顺受。这表现了《水浒传》作者的女德观。《水浒传》常常以妇女为牺牲品。如宋江要迫降秦明，他令人乔装秦明攻打青州，使慕容知府杀死秦明一家妻小。秦明投降后，宋江用花荣的妹妹赔偿秦明的“损失”，秦明的妻子就做了牺牲品，花荣的妹妹就做了替代品。
《水浒传》究竟是民间文学。还是士人文学？与《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起来，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就需要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