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利丹青:吴冠中说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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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序换个角度看大师(1)

如何看待同时代最有成就与地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大师或大家,关系到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评价体系。

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谁可以被称为大师?近些年来,总是不断有人就此争议不休,肯定论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学生或朋友,极尽鼓吹赞扬之能事,动辄就“高山仰止”;而否定论者大都是没机会被称为大师的,同时对被捧为大师的大大不以为然,其观点大都不外乎说中国现在无大师,谁都没资格被称为大师。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师是对一个行业、一个专业的出类拔萃者的美誉,理论上讲,有两个层面的定义,一是纵向的,也就是从古至今同专业领域最杰出者;二是横向的,也就是和同时代的同行相比,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此外,在口语中,“大师”还是文化艺术专业晚辈后学对专业有成的长者的尊称。换句话说,当今之世,大师说有就有、说无亦无。即使是对真正的大师,也不必过分迷信膜拜,张之洞说得好:“大家者,气体较大,所造较深,所能较多耳。若谓大家兼有古今之长,此目未见众集之谬说也。”《书目答问二种》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1页)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保留地欣赏、学习、研究、继承。

我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长期开设“大师访谈录”专栏,还出过《大师谈艺录》两巨册图书,不言而喻,是主张“有大师论”者。不过,我清醒地知道,由于上个世纪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运动连连,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几乎无人幸免,我曾总结出一个“20/20理论”,也就是在1949年未满20岁与在1976年已满20岁的,准确地说是1929年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中国人,在文化学术知识修养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营养不良,是受灾的一代,是毁掉的一代,因为从“反右”到“文革”的2O年知识劫难,没有谁能做到置身局外谁要说“举世皆醉我独醒”能够始终读书、学习、研究、写作,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干扰,那是诳人的谎言,20年不读书、不学习足以废掉第一流的天才,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轻也80岁左右了,垂垂老矣,1956年以后出生的最大也才50岁出头,对文化艺术专业来说,还有些小(何况还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所以,在今天文化艺术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无古人、天下无双的成就而被公认为大师者,实在不合理的奢望。被荒废了的十几年,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在最严格意义上来衡量,21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确乎是没有大师的。然而,世间万物都是比较而言的。

即使是在文化最萧条的时期,也会有与众人相比更有学问、更有才华的人。

大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著作与成就多么高,而在于让从事同样学习与研究、创作的人们有效法、景仰的榜样。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大师的存在就是努力进取的动力,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实、更美满、更幸福。从人类文化的传承角度,大师担负着引导时代的使命。因此大师是文化艺术的希望,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

在文博书画领域,启功、黄苗子、吴冠中、王世襄、许鸿宾等可谓有口皆碑的大名家,称他们为大师,应当是名符其实的。作为后学,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请益,这种机会相当难得,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不可复制的。

现在把我与诸位大师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附以专题研究或纪念文章,相信对文物、博物、书画有兴趣的读者能在史料、观点或治学方法上有所助益。限于个人才疏学浅,尽管我无一例外地遍读其著作,但还是对诸位大师的成果与建树所知所见极为有限,因此,文中定有差误。用个比喻,这套丛书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听课与请教名师的笔记或作业,笔记与作业都不可能与老师所讲授的一毫不差,无庸置疑,精华是老师的,差误是学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西谚有云“所有比喻都是跛脚的。”(我亲耳听到一位20\20的前辈领导在会议上一字一顿地说成了“所有比喻都是蹩脚的”。)有必要说明的是,总体而言此书与其他同类题材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独立的立场。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书画名家为师,因此,在与大师们的访谈中,也始终保持着相对更为客观、理智的心态,我研究大师、敬重大师、欣赏大师、学习大师,但是并没拜倒在哪位大师脚下,更不以哪位大师的学生或门生、弟子自居,在与大师来往以及整理写作的过程中,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个访问者、一个客人、一个同行的角色上。我一直认为,作为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学者与研究者,在与名家泰斗进行比较严肃与正式的讨论时(这些访谈往往是在闲聊、说笑一样的气氛中包含很严肃与正式的话题),平等的意识与正视(而非仰视)的角度更符合学术精神、更有益于知识的交流与问题的探讨。从事新闻传播职业,与社会方方面面人士接触,上至王公权贵,下至贩夫走卒,如果没有等量齐观的平常心,很容易媚上欺下,而难以达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界。我对大师的兴趣完全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其余一无所求,所谓无欲则刚,既无心在名位上攀附,也无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权威名家的认真郑重的接待,答疑解惑,传经授道,成为接受过同时代最有名望的大师们指教的幸运儿。

因此,我所写的也就是我自己真正所想写的的话,既不是为人代言,也不会阿谀奉承、曲学阿世,赞美或批评都出于同样的立场,也即为了自己更为了读者而提问、求知、思考、判断。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大师谈艺录》一、二卷出版后,对书中所介绍的二十几位书画界大家、名家,我只在机会方便时分别当面赠给了阳太阳、启功、黄苗子、秦岭云、王世襄、袁运甫等有数的几位以样书,其余的前辈我甚至没有打一句招呼,这不是我不懂礼貌,而是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轻易打扰,更不想献功讨好。因为我写的书不是为大师树碑立传、包装炒作,而是为公众负责任地介绍大师。只要读者接受并喜欢我的书,就可以了,说到底,我是为读者而写,不是为大师而写。

值得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博书画大师多享高寿,我在《大师谈艺录》里多次对此有所议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养性,而文物收藏与书画研究创作,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保健。俗语有云“人见稀罕物,必定寿限长”《武松传》中国曲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文物古董书画都是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与才能的精华,能够多多观赏、多多接触,必然会得到美的滋养与熏陶,而这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中,是极为难得的纯净享受。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这套丛书能给读者增添一些轻松与快乐。

李潇潇编辑对这套书非常重视,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书名也特别认真地进行推敲,在博客上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定为现名,意思有两层,一是大师说,也即访谈录;二是说大师,也即评论、研究大师的文章,二者合一,简省中间一字,便为《黄苗子说黄苗子》等等。在付印前发现坊间已有类似书名,不过,都是自说自话性质,与拙著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也便不再另择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