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同时代最有成就与地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大师或大家，关系到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评价体系。
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谁可以被称为大师？近些年来，总是不断有人就此争议不休，肯定论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学生或朋友，极尽鼓吹赞扬之能事，动辄就“高山仰止”；而否定论者大都是没机会被称为大师的，同时对被捧为大师的大大不以为然，其观点大都不外乎说中国现在无大师，谁都没资格被称为大师。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师是对一个行业、一个专业的出类拔萃者的美誉，理论上讲，有两个层面的定义，一是纵向的，也就是从古至今同专业领域最杰出者；二是横向的，也就是和同时代的同行相比，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此外，在口语中，“大师”还是文化艺术专业晚辈后学对专业有成的长者的尊称。换句话说，当今之世，大师说有就有、说无亦无。即使是对真正的大师，也不必过分迷信膜拜，张之洞说得好：“大家者，气体较大，所造较深，所能较多耳。若谓大家兼有古今之长，此目未见众集之谬说也。”《书目答问二种》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1页）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保留地欣赏、学习、研究、继承。
我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长期开设“大师访谈录”专栏，还出过《大师谈艺录》两巨册图书，不言而喻，是主张“有大师论”者。不过，我清醒地知道，由于上个世纪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运动连连，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几乎无人幸免，我曾总结出一个“20/20理论”，也就是在1949年未满20岁与在1976年已满20岁的，准确地说是1929年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中国人，在文化学术知识修养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营养不良，是受灾的一代，是毁掉的一代，因为从“反右”到“文革”的2O年知识劫难，没有谁能做到置身局外谁要说“举世皆醉我独醒”能够始终读书、学习、研究、写作，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干扰，那是诳人的谎言，20年不读书、不学习足以废掉第一流的天才，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轻也80岁左右了，垂垂老矣，1956年以后出生的最大也才50岁出头，对文化艺术专业来说，还有些小（何况还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所以，在今天文化艺术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无古人、天下无双的成就而被公认为大师者，实在不合理的奢望。被荒废了的十几年，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在最严格意义上来衡量，21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确乎是没有大师的。然而，世间万物都是比较而言的。
即使是在文化最萧条的时期，也会有与众人相比更有学问、更有才华的人。
大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著作与成就多么高，而在于让从事同样学习与研究、创作的人们有效法、景仰的榜样。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大师的存在就是努力进取的动力，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实、更美满、更幸福。从人类文化的传承角度，大师担负着引导时代的使命。因此大师是文化艺术的希望，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
在文博书画领域，启功、黄苗子、吴冠中、王世襄、许鸿宾等可谓有口皆碑的大名家，称他们为大师，应当是名符其实的。作为后学，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请益，这种机会相当难得，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不可复制的。
现在把我与诸位大师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附以专题研究或纪念文章，相信对文物、博物、书画有兴趣的读者能在史料、观点或治学方法上有所助益。限于个人才疏学浅，尽管我无一例外地遍读其著作，但还是对诸位大师的成果与建树所知所见极为有限，因此，文中定有差误。用个比喻，这套丛书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听课与请教名师的笔记或作业，笔记与作业都不可能与老师所讲授的一毫不差，无庸置疑，精华是老师的，差误是学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西谚有云“所有比喻都是跛脚的。”（我亲耳听到一位20＼20的前辈领导在会议上一字一顿地说成了“所有比喻都是蹩脚的”。）有必要说明的是，总体而言此书与其他同类题材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独立的立场。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书画名家为师，因此，在与大师们的访谈中，也始终保持着相对更为客观、理智的心态，我研究大师、敬重大师、欣赏大师、学习大师，但是并没拜倒在哪位大师脚下，更不以哪位大师的学生或门生、弟子自居，在与大师来往以及整理写作的过程中，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个访问者、一个客人、一个同行的角色上。我一直认为，作为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学者与研究者，在与名家泰斗进行比较严肃与正式的讨论时（这些访谈往往是在闲聊、说笑一样的气氛中包含很严肃与正式的话题），平等的意识与正视（而非仰视）的角度更符合学术精神、更有益于知识的交流与问题的探讨。从事新闻传播职业，与社会方方面面人士接触，上至王公权贵，下至贩夫走卒，如果没有等量齐观的平常心，很容易媚上欺下，而难以达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界。我对大师的兴趣完全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其余一无所求，所谓无欲则刚，既无心在名位上攀附，也无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权威名家的认真郑重的接待，答疑解惑，传经授道，成为接受过同时代最有名望的大师们指教的幸运儿。
因此，我所写的也就是我自己真正所想写的的话，既不是为人代言，也不会阿谀奉承、曲学阿世，赞美或批评都出于同样的立场，也即为了自己更为了读者而提问、求知、思考、判断。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大师谈艺录》一、二卷出版后，对书中所介绍的二十几位书画界大家、名家，我只在机会方便时分别当面赠给了阳太阳、启功、黄苗子、秦岭云、王世襄、袁运甫等有数的几位以样书，其余的前辈我甚至没有打一句招呼，这不是我不懂礼貌，而是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轻易打扰，更不想献功讨好。因为我写的书不是为大师树碑立传、包装炒作，而是为公众负责任地介绍大师。只要读者接受并喜欢我的书，就可以了，说到底，我是为读者而写，不是为大师而写。
值得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博书画大师多享高寿，我在《大师谈艺录》里多次对此有所议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养性，而文物收藏与书画研究创作，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保健。俗语有云“人见稀罕物，必定寿限长”《武松传》中国曲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文物古董书画都是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与才能的精华，能够多多观赏、多多接触，必然会得到美的滋养与熏陶，而这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中，是极为难得的纯净享受。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这套丛书能给读者增添一些轻松与快乐。
李潇潇编辑对这套书非常重视，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书名也特别认真地进行推敲，在博客上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定为现名，意思有两层，一是大师说，也即访谈录；二是说大师，也即评论、研究大师的文章，二者合一，简省中间一字，便为《黄苗子说黄苗子》等等。在付印前发现坊间已有类似书名，不过，都是自说自话性质，与拙著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也便不再另择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