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诗中占着主人公位置的，则是农民的群像。恩格斯曾经赞扬作家描写被剥削阶级，指出：“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他高度评价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涅克拉索夫正是这样，打破了俄国诗歌的旧传统，把农奴、农民当做了主人公。他激动地说：“在我面前站着千百万从未被描写过的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求得到爱的目光！他们当中不论哪一个，都是受难者；不论哪一个的生活，都是一部悲剧！”难能可贵的是，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劳动人民既是诗的主人公，也是历史的主人公。
（飞白）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民歌基调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重要特点，是贯穿在他的一切创作中的民歌基调。他的诗往往是从民歌发展而来的，因此它能真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形象性格，反过来它又变成了民歌在人民之间广泛流传。涅克拉索夫以自己富有革新精神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新的诗风，从而揭开了俄国诗歌史上新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民歌基调明显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长诗的书名、结构以及童话似的开端，就和民间说唱文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长诗的情节非常近似关于寻找人类命运、寻找幸福和真理的童话。长诗以通常的童话讲述方式开头：
哪年哪月——请你算，
何处何方——任你猜，
却说在一条大路上，
七个庄稼汉碰到一块儿……
像在民间童话中一样，长诗中的7个主人公争吵不休，然后，由于会说人话的神奇的鸟的帮助，他们和解了，决定一起去寻找幸福。这样，真理寻找者在漫游俄罗斯期间的所见所闻，7个庄稼汉所求见的那些想象中的幸福者的自述，构成了长诗的内容。为了加强长诗开头的印象，涅克拉索夫还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重复手法。7个主人公每次遇到新的人物，就复述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争论以及他们的心事。
长诗的语言含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诗人摒弃了贵族文学家所一贯推崇的“高雅”的诗歌语言，大胆地用农民的口语写诗，还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
它飞在你前面——像老鹰，
它飞在你后面——像乌鸦，
它飞在你前面——躲不过，
它飞在你后面——拉不下……
这里的“它”，指的是“灾祸”。农民一年到头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活，说不上什么天灾人祸会突然飞来。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农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灾祸”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诗人运用了民歌形象性的比喻，把它具体化了，感知化了，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的苦难。
这部长诗的格律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俄罗斯民歌的音乐性体现在重音和轻音排列组合构成的各种节奏（音步），其中最有特点的是“重轻轻”音步。涅克拉索夫对民歌进行了提炼，在长诗中采用了无韵诗的形式，三音式抑扬格和“重轻轻”结尾相结合的基本格律，每隔数行又有一行诗以重音结尾。这种格律既适合说唱，也有利于抒情和讽刺。其间又间或穿插着头韵、腰韵、脚韵、对称、双声等音乐手法。而包孕在长诗中的许多歌谣和小叙事诗，则是格律丰富多彩的有韵诗。涅克拉索夫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歌，在形式上别具一格。
（甘雨泽）
尼古拉·阿列可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年12月10日生于乌克兰的波多尔斯克省文尼察县涅米罗夫镇。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他3岁时父亲退伍，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祖遗庄园格列什涅沃村，而他的不愉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目睹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父亲这个典型的农奴主对农民以及对自己妻子儿女的残暴行径。他还曾徜徉在村边的伏尔加河畔，看见过忧郁而沮丧的纤夫们，倾听过他们凄凉的哀号和沉郁的呻吟。他带着惊异的神情送走一批批钉了镣铐被解往西伯利亚的政治流刑犯。所有这些，都给涅克拉索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憎恨那些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周围的贵族环境。
1832年至1837年，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学读书。这时他对文学产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喜爱普希金的《自由颂》并开始写诗。1838年，父亲让涅克拉索夫到彼得堡一所名叫“贵族军团”的军校上学，而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自己从小爱好的文学道路，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对他的全部接济。涅克拉索夫带到彼得堡的只有一部诗稿，此外身无长物。从此，他便靠抄写、卖稿、打“文学零工”勉强糊口，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他说：“整整3年，我经常每天都感到饥饿。”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涅克拉索夫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作为城市贫民的真正代表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岁月的。”残酷的生活和19世纪40年代的进步思潮逐渐培养起他写诗的才能，并初步形成他的政治立场。
涅克拉索夫1840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成熟。不久他结识了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后者的影响下，他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也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写了《在旅途中》、《摇篮歌》、《故园》、《秘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等诗，描述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及其悲惨的命运，并讽刺了伪善的权贵们，在文坛上受到普遍的赞扬。40年代末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与帕纳耶夫合编《现代人》杂志，并在别林斯基的支持下把这个刊物办成了俄国先进思想的论坛。19世纪50年代，他先后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务。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三人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这时期他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未收割的田地》、《被遗忘了的乡村》、《小学生》。特别是《诗人与公民》庄严地宣称“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大门前的沉思》抒写了在俄罗斯大地上泛滥的人民的悲哀，思索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叶辽慕什卡之歌》则提出进行革命的口号，并呼吁为此而献身。
从19世纪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连续写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诗，如《货郎》、《严寒，通红的鼻子》、《铁路》等，并开始创作反映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的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些诗篇洋溢着对俄国农民的真诚的爱。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特别在进步青年和革命活动家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俄国最优秀的诗人。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一再遭到挫折：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因思想立场分歧，先后同他绝交；杜勃罗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现代人》又于1862年一度停刊，1866年终于被封闭。在这之前，涅克拉索夫为了刊物能够维持出版，曾向两次参与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绞刑吏”穆拉维约夫献诗，引起进步人士的责备。他曾写诗承认错误，说“当无情的命运威胁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在竖琴上弹出了不正确的声音”。列宁指出他的弱点，同时肯定他“整个的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1868年，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编《祖国纪事》杂志，并邀请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诗人撰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祖国纪事》刊行期间，涅克拉索夫写了歌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的长诗《祖父》和《俄罗斯妇女》，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长诗《同时代的人们》，还写了后来结集为《最后之歌》的抒情诗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最后三部。在革命的民粹派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19世纪70年代，他的这些作品体现了时代的最主要特征。
难以置信的劳动和非人的苦难岁月使涅克拉索夫未老先衰，而癌症则使他卧床不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就是床，我的世界就是两间房子。”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溘然长逝。许多革命组织和青年学生都参加了诗人的葬礼。一位同时代人曾经写道：“从普希金时代起，不论向哪个作家的灵柩涌来的人，都未必像我们在涅克拉索夫的灵柩旁所看到的那么多。”
涅克拉索夫的叙事长诗《货郎》，通过两个农村货郎的见闻和遭遇，揭穿了俄国农奴制“改革”的骗局。长诗从爱情开始，以悲剧结尾，通过货郎的串村走巷描写了许多人物和生动多彩的社会画面，展现了一幅动乱中的农村速写图。
《严寒，通红的鼻子》是诗人献给自己的妹妹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布特凯维奇的。长诗以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村为背景，着力塑造了普罗克和达丽亚这两个质朴、勤劳的俄罗斯农民形象，展现了俄罗斯妇女的高尚心灵和艰苦命运，表达了俄罗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尽管整个长诗基调悲壮，但仍能听到美好乐观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