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到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由1973年的1马克兑换0.4132美元最终达到1979年的1马克兑0.5464美元。这一阶段，马克升值主要是由于长期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得德国国内承受了极大的通胀压力，国内物价已经开始不稳，而“尼克松冲击”后美元大幅贬值，早已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政府当即放弃了当时1马克兑换0.25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进入了主动和渐进升值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99年欧元诞生前的这一漫长时期内，德国也经历了几次马克贬值的时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第一次短暂贬值的开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西方庇护下的以色列步步紧逼，节节胜利，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教训西方大国。从当年10月开始，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短短两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飙升至原来的4倍。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打得措手不及，石油提价大大加大了西方大国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73～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同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汇率也偏离了上升通道，略有贬值，不过，当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后，马克汇率重新进入了稳步上升的轨道中。
事情在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社会和经济出现剧烈动荡。从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更使得两国的石油生产陷于停顿，这给本就情况严峻的原油市场再次重重一击，完全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严重供小于求的情况引起油价再度大幅上扬。
由于德国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在此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所以德国经济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滑坡，从1980年至1985年，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贬值，从1马克兑0.5464美元跌至1马克兑换0.3448美元。
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元气的德国，随后总体经济实力继续增强。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自身长期存在国际收支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日本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叙述已经非常清楚，以日元大幅升值为导火索，日本政府又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压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减小日元升值的可能负面影响。这种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的调控方式，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十年的经济衰退。经此一役，日本经济从几乎赶超美国的发展势头迅速跌落，重新成为对美国经济不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小“盟友”。
同样升值，德国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升值并未严重抑制出口。当时的贸易顺差几乎与马克升值并驾齐驱，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而更重要的是，德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毫不退让，绝对不通过政府干预马克升值，让汇率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同时，严格保持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没有采取低利率的经济刺激计划。
与日本相比，美国自然对马克的升值速度表示严重不满，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虽然德国丝毫不为所动，不过关于美元大幅下降的预期却使得人们对美元和股市的信心不足，最终紧张的气氛导致纽约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创造了二战后的新纪录，成为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美国偷鸡不成蚀把米，咽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三）欧元新时代
在1999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元宣布诞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一体化进程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货币统一。此后的德国经济继续称雄世界，领航欧洲。德国的出口势头丝毫不减，虽然德国大量的贸易顺差让美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都觉得压力巨大，但由于此时德国货币已经不再是马克，已经不能单纯通过强行调节马克汇率来打击德国出口，况且，德国制造长期以做别人做不出的产品为目标，以更高的质量为追求，也使得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相当大的不可替代性。于是，在以欧元区作为强大后盾，德国制造的精湛品质为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而没有被群起攻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德国能在马克长期持续升值（几次短暂的贬值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可以供中国借鉴：
首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是基础保证。二战以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人开始思考战争的原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常常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于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以被誉为战后西德经济重建的设计者、“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路德维希为首的德国经济学者开创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思想基础是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应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性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其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德国一方面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以此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让工人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增长稳步上升，保持社会稳定。这些是德国在汇率升值阶段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保持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
其次，独立稳定的货币政策是行为指南。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民众大受严重通货膨胀之苦，战后的德国政府始终将稳定马克币值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德国联邦银行在多次的内外压力下始终保持清醒，从不实施过度的货币扩张政策，同时避免出现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严格控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货币量。
第三，汇率的自由浮动是理智的放弃。众所周知，政府如果操纵汇率，就不会再有所谓的独立货币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德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就宣布实施较为彻底的汇率自由浮动制度，与国内的通货膨胀威胁相比，德国将马克汇率置于次要地位，从来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藏汇于民”的思想让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
第四，以我为主，雷打不动是成功的钥匙。德国人是非常讲究原则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有点固执、死脑筋。不过和德国人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德国商人的按章办事是有口皆碑的，虽然有时不太灵活，但从来不会使奸耍诈，玩弄阴谋。在德国确定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宣布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之后，德国就严格按照这个既定原则执行，从来不会随意让步。比如，在广场协议后，面对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强大压力，德国人分毫不让，坚决反对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迅速使马克升值，坚持让马克采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的、稳定的升值方式。这种坚持，不但让高唱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主义论调的美国人哑口无言，自觉理亏，更为德国的企业赢得了从容应对的宝贵时间。反观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长期压抑的日元汇率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急转直升，玩起了过山车，在如此剧烈的汇率波动下，经济衰退又怎能避免呢？
第五，区域合作，货币联动是保护伞。虽然世界都处于美元霸权统治之下，但是很多地区的区域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非常密切，而且对本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99年德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德国就不再存在马克汇率问题，整个欧洲的一致协调对外，也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而其实早在欧元区建立之前，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就造就了多国货币的汇率联动机制。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提高了区内货币间的结算功能，削弱了因美元波动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在马克汇率上升时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通过对这些国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把升值的压力转移到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而区域内盯住马克的各国也可以利用德国马克稳定的币值以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
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坚韧、远见和有的放矢的策略战胜了货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马克汇率稳步渐进增长的过程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国民经济逐年增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汇率改革之路，应该可以给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汇率战争的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具有良好的借鉴、示范意义。
4.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也做不到关上门过日子，而对外做生意就要有贸易伙伴，要有贸易规则，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在国际贸易中得不到平等竞争的机会，更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面前频频碰壁。为了加大出口，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中国一直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要按照人家的规矩办事，不存在单方收益的情况，要想打开别人的市场，同时也必须开放自己的市场，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天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市场全面开放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其中金融领域的完全开放便是其诉求之一。
一、金融开放的意义何在？
抛开世贸组织的规定、西方国家的要求不谈，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实现金融开放的究竟意义何在呢？
早在十多年前，在国内银行几乎还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地下金融交易已经在南方尤其是广东悄悄流行了。由于改革开放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慢慢地，人们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与市场机制相对应的强调优胜劣汰，追求投机回报的思维也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金融领域的逐步放开也是一种必然，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在银行的正式金融产品没有占领市场的情况下，地下金融交易比较盛行，但因为其存在大量违规操作，投资者资金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因此法律纠纷很多，为了规范市场，应该走向金融开放。其二，当时国内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资本投资并不活跃，而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实现“搞活经济，增加资金流动，活跃市场”的功效。让外资逐步进入国内市场，补充国内投资的不足，从而有助于实施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随着外汇交易日趋频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也常使国家对于汇率的浮动无能为力，国家通过金融开放也可以通过自由兑换人民币来干预市场，从而调整汇率。所以，金融开放也是势在必行。其三，由于银行从本质上来说，其职能是通过金融服务的中介作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其资产管理能力和水平高，评估系统完善，风险控制能力强，在东道国从事金融活动时，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会将资金投向一些高效率的产业，促进优胜劣汰，优化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能力，往往是国内银行所不具备的，所以通过金融开放，可以有效提高国内资源使用率，促进本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而从中国的金融服务企业，也就是银行、保险机构的角度出发，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自身，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呆账坏账，对形成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有很大帮助。
不可否认，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是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体系，如英国、瑞士、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这些地区，正是由于良好的开放性，促使当地金融行业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最终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