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个主张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学者薛兆丰则尖锐地指出：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是贱卖中国，并且会导致通货膨胀。薛兆丰认为，首先，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不包含任何政治意义。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水平大幅上升，所以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在世界上大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供小于求，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这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执行廉价的人民币政策让美元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更好的服务，也就是在拿中国人的资源和血汗供养美国。
薛兆丰还指出，人民币被低估的直接的后果是出口暴增。原来计划用以供给国内消费的资源，都将转移到生产出口商品上去。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即使不增反降，都能带来利润，这是因为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可以从中国银行那里获取额外多的人民币。假如人民币被低估20％，那就意味着只要把商品出口，就能多赚20％的利润，这是不得了的利润率。由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所以美元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进入市场流通，就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稳住了汇率，就引入了通胀。所以，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
而主张人民币保持稳定，不能升值的一方阵容更为强大，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及其弟子向松祚，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郎咸平都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并称这是灾难的降临。
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幅升值只会令中美经济两败俱伤，威胁到人民币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他同时警告说，美国如果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可能招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蒙代尔说到：“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升值了20％左右，但我并不建议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对中国不利。我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做出承诺削减贸易顺差。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种现象，但不是通过汇率。在我看来，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内需是实现平衡的最佳途径。”
蒙代尔的弟子向松祚，更是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在其凤凰网的专栏中，向松祚撰文指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危害是加剧中国经济泡沫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币升值或者自由浮动对中国经济的六大危害：第一，制约中国出口。从真实经济（实体经济）看，汇率升值将严重制约中国出口增长和降低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稳定，严重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第二，削弱中国竞争力：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正在联合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第三，让中国经济彻底泡沫化，制造“中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通过制造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或通过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后再进行操纵，就可以制造中国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和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遏制出口增长，中国政府为了“保增长”，必然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必将进一步刺激经济泡沫，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第四，加剧国内财富向外国投机者转移：国际投机热钱借助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经济泡沫化获得巨大套利收益，加剧中国财富向外国投资家手中转移，加剧财富向国内少数权贵阶层和买办阶层转移，急速加剧收入分配两级分化。第五，加剧国内财富向美国政府转移。通过人民币升值，美国可以“一箭双雕”：提升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的同时降低他国投资美国的收益。譬如人民币升值5％，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就等于零或负收益，而美国赚取汇率收益。第六，货币汇率政策完全丧失独立性。
张五常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他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在国际经济出现了断层，中国也一样存在这个断层。如果人民币升值，对有钱人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穷人是很痛苦的。由于升值，制造业将会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中国众多的穷苦人将变得更加穷苦。
郎咸平的观点更加鲜明，这位常常语出惊人的个性经济学家毫不讳言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郎咸平认为，美国是事实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时常通过汇率这个强大的武器，对他国发动汇率大战。他认为，在遭到金融海啸袭击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明显，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2008年年底狂印了多达150吨的美钞，美元大有泛滥之势。全球很多经济专家因此认为，美元贬值不可避免，其强势货币地位将受到冲击。为了美国经济尽快复苏，为了不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很可能将对中国发起汇率大战。
人民币升值，对内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外加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而同时，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而破产倒闭的企业主将大量资金用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增大通货膨胀率，在大量的国内国外热钱的合力下，最终中国将在经济泡沫中迎来美国发动的货币攻击，结果非常不乐观。
围绕人民币究竟是否应该升值，两种论点的经济学家可谓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拿出一套理论作为依据。我们可以将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危害总结如下，首先，国家外汇储备会严重缩水。其次，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消失殆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加剧财政赤字负担。第三，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大幅提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成为泡影。第四，外国资本的投资欲望受到影响，会对目前严重依赖外资的中国经济造成供血不足的危害。还会对中国的旅游行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减少外汇收入。第五，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热钱涌入，从而刺激中国经济泡沫继续增大，造成严重后果。
同样，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也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利于出国消费和投资。第二，可以敦促中国经济转型，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性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进口能源和物资的花费将大幅下降，有利于进口型企业的发展。同时，购买进口商品也变得更加容易，对高端消费者来说也是利好消息。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两派学者所持论点，并不能简单地用对和错来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做决定，往往需要通盘考虑，站在国家长期战略和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才更能明确一种策略的优面是否大于劣面，才能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升值问题即是如此。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对于大多数收入偏低的中国人来说，远不如受到的冲击来得实在。诚然，提高人民币汇率符合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元霸权的实际存在，更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汇率问题。要知道，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以及国家战略才是左右汇率走向的根本力量，而这些不确定因素是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考虑到的。同样，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使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健康的愿望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更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想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一夜之间去除中国业已存在的很多弊病，又是不切实际的水中月，雾中花，是难以实现的。
两种声音的争鸣，让决策者有了更加审慎的依据，两种思路的碰撞，更有利于中国政府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希冀水到渠成的改变，而不是迫于压力的悸动。
3.德国汇率改革的镜鉴意义
就在中国因贸易顺差问题备受苛责，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人不免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心的德国。长期以来，德国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德国制造行销全球，不过德国人长期坐享贸易顺差之乐，却没有见谁对其发难。这种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的悠哉日子让中国艳羡不已。
德国诗人海涅评价自己的民族时曾说过：“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了任何一条道路，那么他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的确，无论德国人在思想艺术上、还是科技实力上都表现出了这种民族张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在经济上，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两次奋起，重新占领世界制高点，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西德经济开始迅速复兴，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出口从此长期占据世界前三名。而到了80年代初期，西德便开始稳居榜首，独占鳌头。虽然与东德统一后有过短暂的低迷，但经过迅速调整，2003年又坐回老大之位。2009年德国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虽然蒙受了一定损失，但贸易顺差仍近2000亿美元。“德国制造”在如此长的时间称霸全球市场，居然没引起众怒，也没有引起贸易纠纷和制裁，这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其实，在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曾经面临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当时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随之而来的升值重压也一度使得马克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有类似之处。不过德国通过积极稳妥、以我为主的货币改革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和参考。
回顾德国汇率变迁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时期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西方主要盟国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其中西德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在西德，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二战刚结束时，国内正常经济秩序早已崩溃，德国通货膨胀严重，在人们战后普遍低沉和悲伤的氛围中，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不过德国人很快便走出了阴影，195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便已达到或者超过战前的水平，战争的创伤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德国战车驶入正轨，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速奔驰。日耳曼人在战后再次迅速崛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其制造业水平节节攀升，迅速在国际市场立足，从此，“德国制造”成为德国人赚取外汇的强大武器。西德的对外贸易从20世纪60时代开始，就常年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影响到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均势，此时固定不变的德美双边汇率已无法正确反映德国经济对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事实，所以，这一时期，马克开始出现升值的内在需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下，马克和美元的兑换汇率保持不变，为了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德国不得不投放巨额马克来换回美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德国国内出现货币的流动性泛滥，物价指数开始节节攀升，而当时德国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问题，而普通德国工人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的德国国内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束缚，以及当时政府力求稳定的策略导向，在此期间，尽管马克相对美元间断性地有过几次小幅升值，但整体波动不大。
（二）从“尼克松冲击”到欧元区建立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而对各国货币来说，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由于长期受困于“特里芬难题”，同时在石油危机中损失惨重，美国终于绷不住了，在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并宣布美元贬值，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史密森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