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如果东林书院宣扬这些东西，还会被查禁吗？笔者认为，这是不明真相的提问。事实是，东林书院被查禁不是因为宣扬了宋明理学和“三纲五常”，而是因为以讲学为手段结党并试图遥控朝政。对此，《明史》有明确记载，黄仁宇《剑桥中国明代史》也有比较客观的分析，无须赘述。本朝儒生官员拉帮结派非常严重，不仅党外有党，而且党内有派。东林党外，有沈一贯为首的浙党，有顾天埈为首的昆党，有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周永春、韩浚为骨干的齐党等。东林党虽以南直隶缙绅为主，但其实是苏派、秦派等的联合。所谓苏派，在我看来，亦为秦派之一。这是因为，《明史》载顾宪成为江苏人，但其先祖却可能来自陕西。宋、元以来，陕西为边鄙战争地带。儒学士人为访学或谋生，纷纷东移南下，向东经河南，或向南经四川，而辗转迁徙，并落脚于文化或政治中心之边缘。如司马光是陕西夏县人，却一生居于洛阳，属于向东迁徙者。顾之先祖，曾至四川，大概属于经四川而东迁者。苏派之所以与张问达、温纯、冯从吾（主讲首善书院并自创关中书院）等一班秦人关系密切，其原因，应该也在这里。
这些党与东林党一样，为各自利益互相攻讦，极其残酷，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给党争一个很好的定性，但它们也有共同点：（1）其学术资源都来自宋明理学；（2）都依附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生存；（3）都想控制朝政以售其私；（4）在局部利益上争吵不休但根本利益完全一致；（5）因此，凡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作对，并违忤与此制度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系统（即宋明理学）的人或学说，是其共同敌人。
李贽落在这帮人手中，结果可想而知。
六
如上从张问达、冯应京和顾宪成的个人动机和学术成见看，其迫害和敌视李贽都有原因。从同一视点看，耿定向、蔡毅中等也有理由。但若把视野放大一些，就可发现，问题还不仅如此。事实上，李贽之死是不得不然的。为什么？因为其言论和所作所为，直接威胁着东林党人和所有儒生官员的整体生存环境。
首先，对后者来说，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不仅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更是其饭碗——权势、名声、金钱等——之寄托，然而李贽却不遗余力加以攻击。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刻成的《焚书》和万历二十七年（1599）完成的《藏书》，其中许多就是讨伐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的檄文。对孔丘，李贽公然持不信任态度，提倡“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而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对孟轲，李贽大胆指斥为“本本主义”，说他“执定说以骋己见”，并“欲以死语活人也”。对朱熹，李贽更瞧不起，无情讽刺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为无稽之谈，并嘲笑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尤其是，李贽指责朱熹，说他身为宋孝宗之顾问和教师（崇正殿说书）却对宋朝遭受强邻欺侮毫无办法，只把心用在排斥不喜欢的大臣和近习（宦官）上。对全体儒生官员，李贽绝不留情，说“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儒者不可以治国家，信矣”，又说“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狥名者乎，最高之儒，狥名而已”。东林党人本身就是儒生官员，又是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和寄生者。在政治和道德上，他们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者，完全依赖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建构意识形态，以维持自身耽于“名教乐地”的幸福生活。李贽这一桩桩、一件件揭发和攻击，不啻于指着和尚骂秃驴，而且很可能断绝其受益和寄生的生态链。他们怎么能不气急败坏，怎么能不联手加害？
其次，李贽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也彻底颠覆了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所认可的系统。对古代历史人物如秦始皇、吕不韦、卓文君、武则天……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自有一套已成型的僵化结论。它如同“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不能更改。这些内容被渗透在所有教材中，小孩子从识字开始就受熏陶，被烙印于头脑并渗透于血液，然后再倾泻于科举考试的答卷中。然而李贽却不管那一套。他公开宣布，吕不韦、李园是智谋之士，李斯是才力之士，卓文君是善择佳偶之女子，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圣君，等等。更令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大跌眼镜的是，李贽还认为，五代时不忠一君而以老百姓利益为转移的冯道是“救时贤相”，而记载唐代张巡忠君死节后有厉鬼杀贼的内容是“放屁”。还有使之怒气中烧的，是李贽居然赞美宋人章惇——一个曾经禁止理学，令一切宋儒明儒及东林党人胆战心寒、厌恶到极点并不共戴天的人，说他“若有圣主贤相，亦足建功立业”。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管李贽的评价是否有理，作为学术探讨说出来总可以吧，但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评价打破了儒学永远正确的梦想，动摇了儒学永世长存的根基。在张问达奏疏中，在耿定向《求儆书》和蔡毅中《焚书辩》中，就有从李贽上述评论里挑出的事例。而在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在冯应京心灵深处，所要维护的也正是与李贽上述评论完全相反的宋明理学的基本原则。
读了李贽如上言论，生性谨慎的袁氏昆仲曾替李贽担心。袁宗道事前就说“祸在是矣”（《石浦先生传》），而袁中道事后则云“（李贽）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李温陵传》）。他们都深谙宋明理学的潜规则，也知道上述言论对李贽意味着什么。近人吴虞（1871—1949）、黄节（1873—1935）分别道出了袁氏昆仲想说而未敢说的话。吴氏痛心疾首说：“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黄氏云：宋明理学“对于异说虔刈芟薙，摧陷压抑，务使销亡澌灭，不得萌芽。束天下后世之聪明才力胥出于儒之一途，而其他则无独立并行之余地……卓吾生儒教专制之时……自不能免。”又云，释迦、少正卯、杨朱、墨翟及诸子百家在儒教之国，“皆居于被排斥诛锄之地位”。最近逝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也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蔡称李贽为“中国第一思想犯”。意思是，李贽是因为思考而不是行动，因为学术而不是政治而致死的“唯一无二”的思想家。明乎此，李贽被儒生和儒生官员称为“妖人”、“异端”并被穷追猛打，又有什么奇怪呢？由上看来，李贽之死实际上是一伙知识人对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的迫害。如同祥林嫂的悲剧不悲在狼吃阿毛而悲在宗法专制礼教体系吃祥林嫂一样，李贽的悲剧，也不悲在其被弹劾致死，而悲在一伙知识人凭借强大的皇权主义国家机器和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即儒学）围剿一个孤零零的学者。
李贽亡后仅40年，明王朝就覆亡了。虽然不能说李贽之死与明朝之亡有直接关系，但如下几个问题倒是必须思考的。（1）由于没有新方法论透视，李贽对儒学的批判，在我看来，大多不过是就事论事的攻击而不是分肌析理的剖判，言辞尖锐却不能彻底毁坏。然而就是这样的言论却被儒生官员和东林党人大加挞伐，可见晚明知识界的不宽容到达何种境地。这种不宽容，会导致所有知识人乃至全国老百姓的集体沉默或众口一词。这是否好事呢？（2）儒生官员尤其东林党人把李贽关于思想和学术问题的争论不是放在思想和学术架构中用理性的讨论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巧妙转化为政治问题，罗织罪状，并把它交由皇帝裁决，交由司法部门审判，这是否好事呢？这种做法，宦官集团曾用来对付儒生官员和东林党，而儒生官员和东林党又转手用来对付李贽。从延续性看，我认为，它是被文字狱吓破了胆的晚明知识人在精神上的集体自戕行为。这虽然是一部分人所为，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既然你可以用它来清除李贽，那其他人当然也可以用它来对付你。一旦成为惯例，请不要着急，任何一个知识人都有机会充当惯例的牺牲品的。若把晚明知识界对李贽的围剿看做明、清文字狱之间的一个中介性事件，看做“文革”的一个前引，也许会有更多的感悟。（3）一个王朝的主要官员和主流知识人倘若都像蔡毅中和东林党人那样，把眼光紧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上不放，那么，其他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就会被遮蔽。这是否好事呢？我认为，它可能会无形中鼓励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悄悄成长，将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慢慢演变为万马齐喑的死寂社会，并使之虚弱不堪。
最令人揪心的也许是，如果人们长期以正史撰写者（如《明史》）的不实之词为是非，顺其口吻赞美那些置李贽于死地的人，将不但不能消除李贽悲剧在未来发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还有可能使今人重蹈李贽之覆辙。
是否，是否？
（作者系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