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冯、李固与利氏有深交，但其出发点有天壤之别：
（1）冯为利氏《交友论》写过序，但只把西方交友之“诚”视为与儒学“友伦”相通的东西，而不是发掘潜藏于西方人交友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2）冯为《天主实义》写过序，但重点是批判佛学的无稽和泛滥，而不是阐发基督教之奥秘和西方文明与文化之奥义。
（3）冯还说过为善者必信“上尊者理夫世界”，但此概念在冯这里，只是一个与朱熹“天理”相若的代名词，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4）冯对利氏关于西方文明和文化以及关于基督教的其他著作，并不很感兴趣。在我看来，冯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及文化的认识程度，大体停留在邹元标、叶向高（被谥为东林党的“天魁星及时雨”）的水平上。邹《答西国利玛窦》云：利氏“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曾窥其奥，与吾国圣人不异。”叶《赠西国诸子》亦云：“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在他们眼中，利氏和基督教不是异人和异质文化，而是与儒者和儒学大同小异的东西。利氏被视为与孟轲、荀卿相若的西方诸子，而基督教义被视为与《中庸》相若的天主学。
（5）因此，如果冯不早死，我认为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徒（据利氏载，冯未及领洗就死去），却不可能成为像李贽那样从儒学营垒冲杀出来的斗士。
（6）利氏对冯的关心，目的可能不是传授科学技术和平等思想而是让冯接受洗礼。冯“头一个把儒学博士称号加之于利玛窦神父”，这增加了利氏在儒学士林传播福音的声望，也增强了其通过给冯洗礼进而在儒学士林扩展信徒的信心。利氏“合儒”、“补儒”手段曾遭耶稣会严厉批评，这正好说明了他迁就儒学的弱点。
（7）李贽与冯不同。据利氏载，作为一名纯人文学者，李更关心的是“生命之道”和人性平等问题。
所以，不管利氏讲什么，李贽都静听、品咂，并默默思考，从中捕捉与个人心理定势相关的信息，而不轻易反驳亦不盲目赞成。
五
顾宪成为什么敌视李贽？
张问达、冯应京的迫害行径发生在李贽生前，唯独顾宪成的敌视行为发生在李贽死后。李贽之死并没有平复东林党人和一些儒生官员的心头余恨，相反成为唁唁不休的口实。就像鲁迅小说中夏瑜脑浆和血是愚人的食物而坟头是乌鸦的聒噪场一样。对李贽来说，我认为，张、冯就是愚人而顾则是乌鸦。顾《小心斋札记》说：李贽“后至春明门外，被人论了。才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杀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义否？此是恁的自然？恁的当下？恁的见见成成圣人？自家是如此，何况学人？故当下半是学人下手亲切工夫，错认了却是陷入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语含讥讽且幸灾乐祸，很不厚道。
顾为什么如此，连死人都不放过？这得从讲学说起。
顾宪成，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被革职还乡开始筹建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式开张。在此期间，李贽恰好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讲学。南京是陪都，政治地位不能与北京比，却是一个学术重镇。《明史》云：“南京卿长，体貌尊而官守无责，故为养望之地，资地深而誉闻重者处焉。”当时南京讲学者甚多，而李贽最为出色。据沈《李卓吾传》云，李贽居白门（南京），“南都士更靡然向之”，“倾动大江南北”。余永宁《永庆答问》云，有些学者如方时化等，从外地携眷来此专从李贽学习。还有一些则私下遣弟子向李贽问学，认为“李卓老，今之善知识也”，“就是不说话，见见也好”。由此可知，李贽名气太大，可能引起了正在筹办东林书院、欲开班收徒之顾宪成的警惕、嫉妒。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李贽讲学，特别注重“当下”，这应当是引发顾宪成愤恨的根本原因。李贽所谓当下，就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无人伦也”。李贽这种“当下论”强调了“穿衣吃饭”等生产生活活动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类所有大道理就潜藏于其中——“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同上。。我认为，这种看法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种肯定人的正常欲望的人本主义和建立在这种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说，也是中国古代真正有价值的并且可以和西方思想相接榫的一种东西。我还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准点——即“衣、食、住”等生产生活活动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相通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人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但顾宪成讲学，目的却不是这样，而是为了宣扬一种超越于“穿衣吃饭”等生产生活活动之外的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宋明理学和“三纲五常”。在顾看来，“穿衣吃饭”对人并不重要，在它之外，有一个政治和道德教条更重要。这个教条是什么？用朱谦之先生的话说，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谦之认为，“顾宪成是一个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是斩断人情，直标天理，十分到头话’的人”。朱谦之言之有据！因为顾《小心斋札记》、《商语》、《当下绎》等著作所宣讲的，大都是这些东西。具言之，顾的理论就是，每个人在“穿衣吃饭”之前，必先追问一下是否符合政治和道德教条，即所谓“究其源头”。意思是，在“穿衣吃饭”之前，必先用政治和道德教条衡量一下，面前的衣能不能穿，面前的饭能不能吃？若符合该教条，就可以穿可以吃；若不符合，则宁愿冻死、饿死也不能穿不能吃，否则就是“失节”。顾这一套理论，人们似曾相识。“五四”前贤陈独秀、鲁迅、胡适们不遗余力予以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为了忽悠老百姓，这种理论有许多变相，它一会儿着红衣，一会儿戴黄帽。在“文革”时代，它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改革开放之初，它又叫做“宁肯冻死饿死也不要红旗落地”。
黄宗羲《明儒学案》总论顾宪成讲学宗旨云，顾“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解释一下，黄这里的“近世学者”、“自然”和“当下”就暗指李贽及其观点，而“究其源头”、“勘其关头”是指顾宪成的观点，至于“性命”、“境界”云云，则是指宋明理学的概念。由此看来，黄宗羲是把批判李贽“当下”论并提倡“究其源头”视为顾宪成平生学问的根本了。我认为，黄宗羲概括得非常准确！东林书院1604年开张，顾宪成1612年去世，他把生前最后八年时间几乎全用来和李贽辩论。由此亦可见，顾对李的反感何其深，对“当下”论的成见何其大！遗憾的是，顾有意曲解了李贽。顾认为，李贽强调“穿衣吃饭”就是只要生产生活活动而不要精神追求，其实不是。如前已述，对李贽来说，重视穿衣吃饭并不是只要当下。李贽认为，从穿衣吃饭这些生产生活活动中抽绎或升华出来的，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道理。李贽说：“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可见，在李贽这里，穿衣吃饭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一致的，而顾则不同。他认为，在穿衣吃饭之外，还有一个与之不同并高居于其上的根本道理——即宋明理学与“三纲五常”——存在着。也就是说，穿衣吃饭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是相互无关的。这可能是所有教条主义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