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
一
李贽怎么死的？事涉东林党人。
由于东林党人作为儒生官员是在与宦官魏忠贤集团作对过程中失败的，又由于《明史》是由倾向于东林党人的儒学中人（而不是宦官们）编撰的——出力最大的万斯同、万言等尽皆黄宗羲门人，后者即东林党人黄尊素（被谥为“天空星急先锋”）之子——所以东林党人口碑在后世一直很好。梁启超学生谢国桢（1901—1982）说《明史》有五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谢国桢云：“《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在中国，一个人的历史观往往是被塑造的而不是自己的。史书编撰者按照成见或偏见（狄尔泰语）剪裁并组织材料，又把它渗入叙述，读者囫囵吞枣阅读之，不觉已被塑造。另外，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说明政权合法性等，也会重新解释历史。如范文澜、郭沫若等强把华夏古史纳入欧洲五种社会形态论和阶级斗争论，并根据它来解释历史。在这种历史观支配下，东林党人也被认定是“进步”的。这如同吃菜。一个人从小吃惯妈妈做的菜就会被潜移默化出一种口味，长大后吃同样菜觉得亲切有认同感，若换一种就觉得不适皱眉头一样。这不是后来的菜不好，而是口味僵化了。
可能正因如此，在涉及李贽被迫害问题时，学者们大多讳言，或笼统说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害死的，或指明具体人而不提东林党。例如，朱谦之先生《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6）是1949年后我国内地第一部研究李贽的著作，在谈及迫害人时，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和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及敌视李贽的顾宪成等，却回避了张、顾的东林党人身份。实际上，张被阉党谥为东林党的“地角星独角龙”，而顾则是东林党首领之一。容肇祖先生《李贽年谱》（1957）在迫害者名单中提到了张，并增加了蔡毅中和温纯，但也回避了张的东林党人身份。张建业《李贽评传》（1981）沿袭朱谦之，只提沈、张而不提党人身份。鄢烈山、朱健国《李贽传》（1993）提到沈、张，又增加了一个冯应京，并描述了冯加害李贽的行为，亦未提东林党。许建平《李卓吾传》（2004）提了沈、张、蔡、冯，也猜测了冯的动机，但仍未提东林党。最早将东林党人钉在耻辱柱上的，似是许苏民《李贽评传》（2006）。作者指出，张问达是“东林党人头面人物之一”，又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冯应京是“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只因早死未能荣登‘东林党人榜’”的儒学官员，而顾宪成则“对李贽之死持一种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的态度”。该书言辞犀利，点明了张、冯、顾的东林党人身份，也有一定分析。
以上诸书各有所长，但由于所据材料不同（或不齐），都没有将东林党人到底如何(How)和为何(Why)迫害李贽的起因、过程及动机等说清楚，更没有深究与东林党人联手的整个儒生官员集团如何沆瀣一气、共同制造冤案的。本文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探讨这些没有说尽的问题。
二
探讨之前，先说东林、东林党之得名及本文为何使用东林党人这个名词。
“东林”由顾宪成等创办东林书院而来。由于“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以下只注页码。，又由于顾制定院规及言论中经常出现“吾党”字样，所以被敌手宦官集团称为“东林党”（如卢承钦仿北宋《元祐党人碑》作《东林党人榜》，王绍徽仿《水浒传》作《东林点将录》等）。称党暗寓一种凶险，正如东林党人亦称宦官集团为“阉党”一样。孔丘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党，在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社会是一个贬义词。人们即使结党，也从来不说。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近代社会之所谓党，是一个具独立性政纲的政治派别，而东林党和阉党都依附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存在，似亦不配称为党。
作为一个颇有势力又能互相援手、组织松散但政治上声气相投的儒生官员群体，东林党活跃于万历后期、泰昌、天启和崇祯前期等四朝。万历朝兴起，泰昌朝甚至控制了皇帝，天启朝被阉党构陷，崇祯朝又给予平反。在政治上，东林党反对宦官，试图控制皇帝（立储）和朝政（在京察中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征收矿税等工商业税。在道德上，喜欢利用气节（甚至自虐）制造名声，自我标榜。口头上则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最高标的而不管是否做得到（导致虚伪）。
明白了这些内容，就会理解为什么阉党所列的东林党人名单中成员各有不同，他们把凡在上述问题上有共同倾向的人都算做东林党。华裔美国学者黄仁宇说：“东林党……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我基本同意这个看法。“派系”、“宗派”或“帮伙”等，也许更能揭示“东林党”的含义。由于这些人亦派亦宗亦帮，既松散又紧密，所以本文称他们为“东林党人”。还有，东林党人虽在特定时代兴起，但其政治、经济和道德主张却在此前此后的儒生官员集团中有广泛应和，可以说是后者的代表（或佼佼者），所以本文“东林党人”含义稍宽泛一些，既包括被阉党列入名单的那些人，也包括与之接近的儒生官员等。
还有几个是非问题需要澄清：
（1）在试图控制皇帝和朝政方面，东林党和阉党不分伯仲。他们都是依附者，都想通过控制皇帝和朝政保护自己并渔利。黄仁宇嘲笑说：在万历朝，“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让老大做皇帝还是让老二？从今天眼光看，与国计民生及构造公民社会有什么关系？连皇帝都觉得无聊：“朕家事，何与卿事？”但被东林党人（含《明史》）炒得沸沸扬扬，好像立了大功。还有，对万历末年“梃击”案和延续至泰昌以后的“红丸”案、“移宫”案的处理，东林党人也自认为立了大功，其实不过是由万历朝“立储”事件所延续的争权夺利活动。
（2）在反对征收矿税（有时亦含江南织造税和江西陶税等）方面，也不能听东林党人一面之词。因为宁夏战争、日本侵朝战争、治河工程、建宫殿及满足皇帝私欲……于公于私，哪一样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在传统中国，不是工商业者就是农民，二者必居其一。东林党人是以东南（南直隶，今江苏全境和安徽北部）缙绅为主并以各省缙绅为辅的儒生官员集团，为工商业代表者，当然不愿把所得白白送进国库或内府。皇帝怎么办？只有依靠宦官强收。这就是为什么每逢双方对立关键时刻，狡猾的皇帝总站在宦官一边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糊涂皇帝由于被控制而取消工商业税致使农民负担加重生活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更是晚明军队欠饷太多士兵作战不力遇敌即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些缙绅，不但有地方官或京官保护，有的本身就是儒生官员之家或亲戚。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让利于农民。这种心理，与今天垄断开厂、办矿、搞公司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交税而总想转嫁于农民和其他阶层是一样的。宦官们为皇帝敛财（私下抽份）固然罪不可赦，但拥有采矿权的缙绅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史》把后者塑造为先进人物却把反宦官反纳税说成群众运动。错！即使真有运动，这些群众也是被运动者（不是主动者），更不是农民。我的意思是，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具有“游民”性质（王学泰）的被煽动起来充当替死鬼的群氓。因为，按本朝法律，真正的农民是被“钉死”（黄仁宇）在土地上不得离开的——即使几天，也得持通行证，否则有杀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可能随便走进城市（上街、聚众）并为与己无关的矿税摇旗呐喊呢？
（3）在学术资源和治国理念上，从黄仁宇的分析看，东林党人也和阉党完全一致，都来自于朱熹《四书集注》。区别仅在于，后者把奴性发挥到极致而不言，前者却利用文官体制和意识形态系统宣传自己，甚至以变态自虐来高标气节。例如，冯应京的老师、被阉党谥为“天伤星武行者”的邹元标，为了维护儒家“守丧三年”的教条，竟以反对张居正“夺情”为借口，故意接受“廷杖”被打成残废。从今天的眼光看，父亲去世，张居正是否回去、是否守丧、是否守三年，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关系？张居正不回去，固然是矫情（假公济私），你故意接受“廷杖”是否也矫情呢？从当时眼光看，事关百姓死活的问题堆积如山你不上疏（不是热点不能出名），却对张居正是否守丧有莫大兴趣（况且皇帝都批准了），居心如何，当然令人怀疑了。
从私生活和贪欲看，东林党人也丝毫不输于阉党。从私生活看，与李贽交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札记》第一卷对晚明儒林士风有详细叙述，相当肮脏。这还是整理者金尼阁出于教士的羞耻心，“略去了所有关于多妻制、卖淫、鸡奸和同性恋的段落”后的文本。如果查看原意大利文或拉丁文文本，不知有多无耻！在这种氛围中，东林党人能好到哪里去？据记载，东林党首领之一顾宪成私下蓄妾（今天叫“包二奶”），被老婆抓住反以“无后为大”搪塞，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同党们均为之美饰。从贪欲看，在天启朝，凡东林党人被阉党陷害并抄家者，哪家没有几千两（甚至万两）白银？崇祯要抗击努尔哈赤又要对付张献忠、李自成，然而府库空虚，请儒生官员（包括那些自认接续了东林党精神者）捐款，没想到人人推托或少认数目（吝啬，又怕露财）。但李自成进北京后，这帮人逃得最快。据王学泰考察，刘宗敏从这些人家抄出的白银，哪一家不是成山成海？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贪腐，又是什么？
说明了上述情况，就大致知道李贽这个直言快语、不爱女人不爱钱、视儒学教条和道学家为仇雠的异端思想家为什么遭受迫害的原因了。
三
如下以张问达、冯应京和顾宪成为主，予以考察。
最先置李贽于死地的是张问达。
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张问达弹劾李贽。奏文较长，不具引。其原始记载见《神宗实录》369卷，而后顾炎武《日知录》全文转引，今天所见《李贽传》也无一不有。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用较为隐晦的笔法概述李贽个别观点予以诬陷，第二部分“尤可恨者”以下用传言作事实大肆诬蔑并谈危害性，最后要求把作者李贽解回原籍并把其书全部烧毁。甚矣，张问达之卑鄙也！笔者无须多嘴，用黄仁宇的评论来下一个鉴定：“张问达的奏疏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经过十年“文革”之人，对上述手法应不陌生。利用政府（皇帝）之力杀掉观点不同的人，这种气壮如牛的行径多少与孔丘杀少正卯一样。罗织法不是上世纪50年代“工作组”发明的，也不是张问达，而是两千多年前的孔丘。看看《孔子家语》，就明白了。其中对诛杀理由的罗织和诛杀后血腥场面的描述，使人不寒而栗。这可能是儒学先师最具国粹意义的创造，也是谁都想不到的！从杀少正卯到明清文字狱再到“文革”，哪一代没有？
问题是，张问达为什么要迫害李贽？
在我看来，其中有个人因素，更有互通声气共同谋杀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