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期刊的编辑制作问题有必要考虑社会文化背景，但是这些问题需要考虑更加个人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左右一个出版物的基调和内容。例如，帕特丽夏·布拉德利（Patricia Bradley）对《玛格莉特的表兄妹》使用了传记的构架来展现“表兄妹”的个人主张在二战后对女性期刊的影响。同样，李·强里夫（Lee Joliffe）和塔利·特里（Terri Catlett）对《七姐妹期刊》编辑工作者的性别是否对20世纪后半期期刊的编辑内容产生了影响做了探究。
除了考虑编辑内容的制作问题，与出版物读者相关的事宜也理应得到重视。然而相关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显然，尽管克劳斯·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等一些学者就该研究提出建议，这方面的问题不太适用于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但是如今读者与期刊相关研究可从女性出版物的文化和语篇分析方面来进行延森·克劳斯：《大众传媒的社会记号语言学》，加利福尼亚：塞奇出版集团，1995年版。。例如，凯茨（Kates）和肖·加洛克（Shaw-Garlock）使女性形象的语篇分析与读者面谈相结合以便提供一种针对女性广告中意识形态的观点，这个观点更加深刻而且不乏理论支持。在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与赫尔默斯（Joke Hermes）等学者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研究。
如此研究表明，一方面特定的性别形态似乎可以由女性期刊中的形象和文本的核心内容所呈现，而另一方面读者对此有各自的理解。
事实上，琳达·卡洛夫（Linda Kalof）对《大都市》（Cosmopolitan）和《花花公子》（Playboy）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就证明“对于美的形象的理解千奇百怪，有的甚至是相互对立”。并且这些形象并不总是与肯定的/健康的特征相联系。琳达·卡洛夫：《老套的判断眼光与女性魅力》，《性别问题》，1999，17（2），pp.68-83。
（四）女性期刊与社会政治环境
通过研究期刊的产出及公众对期刊接纳态度等相关问题，研究者将妇女期刊置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及政治环境当中，历史性研究必将使所研究的对象“置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并使出版物的出版者、内容与环境联系起来。如果目前相关女性出版物的研究也同样地将其分析的对象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下来进行，那么也将受益匪浅。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如果说不是全部也已基本完成。
将关于社会政治背景与女性形象问题融合为一体来进行研究是国际上新出现的一种研究方法。当美国媒体之外的有关妇女角色和形象问题被研究时，比较性分析的潜力这一更广阔的理论发展途径得到加强。
最近，有关俄罗斯、日本及英国妇女形象的研究不断涌现。虽然英国女性与美国女性比较研究的结果不会像欧洲与俄罗斯女性比较研究得到的结果那么明显不同，这样的研究仍然会提供一个重要的背景并有助于弄清楚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或反映）为特定读者编制特定文本的意义和内容的方式。
显然，女性期刊研究已经发展并超越了以描述为主的研究方法并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虽然目前仍然存在需要通过传记、功能和记叙性研究方式填补遗漏的内容，研究人员可以结合不同层次的分析结果探究女性期刊的作用与影响。埃伦·麦克格莱肯（Ellen McCracken）回顾了以内容、编辑制作和各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女性期刊读物为重点的理论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在积极尝试语篇分析的方法。埃伦·麦克格莱肯：《解译妇女期刊》，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
丰富而全面的女性期刊出版物和出版商信息或名录指南对保证女性期刊研究有个良好的开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研究性参考书目，如由凯瑟琳（Kathleen L.Endres）和塞莱斯（Therese L.Lueck）编辑的《美国妇女期刊》提供了关于发行量较大的通俗类期刊和发行量较小的专业期刊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内容说明、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日期。这些指南性资料有专门介绍消费者期刊的版本，也有专门涉及社会及政治问题研究的版本。研究者还可以参阅玛丽·埃伦·扎克曼（Mary Ellen Zuckerman）的《女性期刊的历史，1792-1960：参考书目评注》埃伦·扎克曼：《有关女性期刊历史的资料来源，1792-1960：参考书目评注》，康奈提格：格林伍德出版社，1991年版。，或者是李·强里夫1994年写的有关纪实性图片的《通俗文化期刊》（这本书描述的是19世纪女性期刊）。这两本书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另外一本由扎克曼所著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专著为《1792-1995年美国女性通俗期刊的历史》。这本书研究了女性期刊的发展变化并考察了市场的作用和作者、编辑、读者的个人作用以及他们对内容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扎克曼的研究提供了认识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及个人的作用对女性期刊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期刊反映诸多因素影响的方式。她的研究以发行量大、目标读者为中产阶层和白人妇女的期刊为重点，还包括来自发行量较小、目标读者为某个社会运动的成员和某个种族与阶层的期刊。她认为这些内容同样重要。
以发行量大、成功的女性期刊为对象的研究揭示了女性期刊流行的思潮和这些出版物成功的因素。但是，对于发行量小、经济效益差的（但是可能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期刊的关注能够带来认识有关性别特征的构建和期刊内容、表现手段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的启迪。在历史研究中，女权运动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关于选举权（和反对选举权）运动研究的好处对此是有力的证明（如，Steiner，1993；Jolliffe，1994；Burkhalter，1996；Cramer，1998；Burt，1996，1998，1999）。然而，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出版物的其他社会运动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这些研究或许就具有所描述过的“补充”的特质，亦即出版物和出版物编辑的描述以及它们对社会运动发展的贡献——探究这些期刊如何作用于某个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如何与它们特定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相符合（或不符合），不但丰富了女性期刊研究的主体，而且还触及相关意识形态、编辑制作和含义方面的问题。
（五）结语
无论女性研究的主题为何物、时间为哪个历史阶段，该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所阐述的是在目前的研究框架下，女性期刊研究可以使用文化理论和语篇分析方法来开展的方法。这里所指的理论与方法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同且又相互关联的方面：
1.文本内容
该方面的核心部分为内容，尤其指有关自我与他人表现形式的内容。
2.语篇实践
语篇实践是指制作文本（既影响社会与体制又影响编辑制作方法的市场因素）和消费文本的方式（如读者理解与使用文本的方式；符合语篇分析的有关方面的文本功能问题）。
3.社会与文化实践
该领域主要是在承认文本相互作用的根本前提下，研究更为广泛的生产和消费文本的社会与历史环境。而文本这一特质可能既反映又影响社会与文化环境。
无论研究者是否采纳上文提到的方法研究女性期刊，还是使用其他理论构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责任终将确保期刊研究的工作持续发展，从描述性研究阶段提高到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含义的语境、媒体与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读者代言问题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