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要
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性别角色的构建、女性形象、性别意识形态的根源、种族、阶级与性别的交叉融合以及相关新闻与期刊出版领域中女性先驱问题是女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人员从社会、历史及政治环境下分析媒体，尤其是女性期刊的作用。研究发现，早期的大众传媒研究往往忽视女性和女性出版物的贡献；当今的研究者弥补了早期研究欠缺的问题。从其研究的内容和结果看，它们不但包括了补偿性和附加性研究，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理论分析方面也更加丰富和深层次化。
（二）引言
大众传媒领域逐渐被看做是社会公共机构的一种形式而与媒体相关联，亦即，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形式而融入社会。以此为重点，研究人员提出如下问题：媒体的作用、在社会中媒体同其他机构的关系、政治运动、思想（泛指与民主、国家、性别、种族等等相关的思想）、资本主义、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反映（包括但不仅局限于性别的关系，阶层、种族及种族划分）。在批判性文化传统中，学者们还对媒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和统治结构提出了质疑。为了探究这些问题，学者们立足于女性期刊从而能够使研究内容定义于理论框架之内，这些框架使媒体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之下并且重点集中在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通过文字表达或由读者决定的含义（meanings）上。
这些问题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部分，试图在其社会和制度体系的背景下考察文本的功用以便揭示它们所支持、繁衍和使之永恒的含义——或者说意识形态。不单纯地将传媒理解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化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更加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如何与传媒交融、受众群体如何构建含义之上。正如霍尔所言：与其说意识形态是代言人的意图还不如说是语篇的一种功能和社会进程的逻辑霍尔：《意识形态的重现：媒体研究中“受压抑”派的回归》，收入《文化、社会与媒体》，伦敦：麦休恩出版社，1982年版。。
鉴于期刊内容的重要性、产生期刊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以及读者可能接受和使用期刊的方式，语篇分析可能不失为一种评价女性期刊研究有用的手段。语篇分析涉及如下方面：文本的创作、内容和意识形态的表现手法以及对于期刊的关注度的重视——尤其是相关读者对于任何出版物内容的解释或影响的问题。换句话说，语篇分析的重点和目标包含三个方面：文本内容；创作和消费的行为习惯（即读者解读文本的方式或读者过去、现在使用文本的方式）；文本创作与社会消费及文化环境。语篇分析这三部分核心内容与描述性的、叙述性的和功能主义的早期女性期刊研究的方法形成对比。过去的研究者更加注重研究未被涉猎的领域、填补研究空白，使女性期刊研究载入史册。由此，多数研究（既有价值又有必要）为分析或理论性研究。
基于诺曼·法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的研究，这里所说的语篇分析的目的在于考虑上述所描述的某些因素但是试图以更复杂甚至更挑剔的方式研究这些问题。诺曼·法尔克劳夫：《媒体语境》，伦敦：阿诺德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当涉及女性期刊时，语篇分析不仅进行形象和表现手法的文本分析而且还进行对编辑制作和消费行为习惯的分析；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展开。语篇研究使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认识和了解期刊的内容、期刊编制和采用的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方法，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充分认识和了解女性期刊的新途径。
（三）女性期刊研究的重点
在女性期刊研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要素。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剑桥：帕雷提出版社，1984年版。多数研究把重点放在了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女性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些女性形象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主要意识形态可能发生联系的方式。在一篇研究历史纪实性图片的论文中，卡罗琳·姬兹（Carolyn Kitch）考察了美国大众媒体表现女性形象的模式。卡罗琳确定了四种类别：妇女典型形象、其他形式的妇女形象表现手法的探寻、特殊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符号语言分析，这种分析承认因读者理解的不同而产生多重含义的可能性。卡罗琳提出了这些分类所暗含的相反的理论设想：（1）存在着老套的媒体表现形式；这些形式被大众广泛接受；他们将这些固化的模式当做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某种参照物；他们唤起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回应，无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2）媒体形象决非是文字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复杂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起着提出独特观点的作用……
罗德斯（Rhodes）在其对媒体历史的评论中认为专门以性别的构建（constructions of gender）与种族及阶级构建的融合方式为核心的研究还做得不够。罗德斯：《种族的可见度与媒体历史》，《大众传媒中的批评研究》，1993，10（2），pp.184-189。虽然关于种族的研究不多见，但是当研究人员思考产生女性期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并提出关于市场经济与女性出版物内容的关系等令人深思的问题时，有关社会等级的问题也被提及。
多数关于女性期刊与社会政治经济（sociopolitical economy）关系的研究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例如，对《女士家园期刊》（The Ladies'Home Journal）研究的重点是出版物在培育某个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和中产阶级消费至上（middle-class consumerism）的理想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了确定女权运动对消费者形象/意象产生的影响，巴斯比和莱兹缇（Busby，Leichty）研究了从20世纪中期到后期广告中对妇女的描述和再现。
对于创作的重视还揭示了女性群体中存在的阶层差异以及对内容和创作手法的影响。例如，玛丽·翠丝（Mary E.Triece）撰写文章探讨了20世纪早期邮购期刊的修辞手法以便揭示适用于中、上层妇女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与普通劳动阶层妇女的日常现实生活间存在的矛盾。玛丽·翠丝：《实际生活中的女人：在邮购的大众期刊中的妇女与工作，1900-1920》，《大众传媒中的批评研究》，1999，16，pp.42-62。
有关女性期刊创作方面的问题可能也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运动或社区由妇女编辑出版的女性期刊。例如，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V.Burt）在研究《选举权新闻期刊》（the suffrage press）与酒业的关系时开始考察影响这些期刊的编印和内容的市场作用。玛丽·克罗宁（Mary M.Cronin）探究了反映19世纪纺织女工生活的期刊以及这些期刊内容是如何受到性别形态与社会等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