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影响了温济泽广播思想的性质。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我是一个好党员”是温济泽对自己人生的最后总结。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的温济泽，把探寻真理与坚持延安精神相结合，用坚定不移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实践，表现着自己对党的热爱和忠诚，他的广播思想更多的就是这种信仰和感情在广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温济泽的广播思想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组成部分。
第二，影响了温济泽对广播性质的认识。
1947年6月10日，温济泽在《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中指出：“目前我党不能在蒋管区公开出版报纸和杂志，语言广播已成为对蒋管区更重要的宣传工具”，明确表示了广播是党的宣传工具的思想，这显然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这一延安精神内涵的体现。1986年10月17日，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大会上，温济泽发表讲话《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再次指出：“我在这长期工作中的主要体会是……广播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而主要是喉舌。广播工作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为党和人民吹号的，放哨的，而主要是吹号的；他们是时代的号兵、哨兵，而主要是号兵”。可见，经过40年的沧桑，温济泽对广播性质的认识一如既往，且更加具体和全面。在此基础上，温济泽认为，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由于广播要比报纸更加迅速、更加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坚持党性原则，就更为重要”。广播最根本的任务则是“当好党的喉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自己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
第三，影响了温济泽的对外广播思想。
温济泽在总结自己对外广播工作经历时说：延安时期，我们把解放区看作“内”，把蒋管区看作“外”，对于“宣传要看对象”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这成为我们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那时处理广播稿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后来主管对国外广播工作有很大影响。1958年，针对有人提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应统一发稿的意见，温济泽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系统阐述了对内广播与对外广播的不同：“第一，对象不同，一个是对国内的听众，一个是对国外的听众。第二，任务不同。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内外情况，但是最大的不同是，对内广播是要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指导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广播是要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第三，内容不同。由于对象和任务不同，节目内容的选择、取舍和详略等方面也就有所不同。第四，方式方法不同。同样一件事，对于不同的对象，其报道和说明的方法和方式也不能是相同的。”很明显，其观点与延安时期“宣传要看对象”的认识有着渊源关系，而这一思想的实质，正如他总结对外广播四十年经验教训时所说的，是延安精神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对这一精神的遵守或违背，是他划分我国对外广播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
第四，影响了温济泽对广播工作的态度。
温济泽有着良好的科学素养。他到延安之前，就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到延安后，他曾为边区教育厅编写了高小《自然课本》（4册），在《解放日报》副刊当编辑时，还发表了许多科普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过自然科学讲座节目，并在全国科普协会任职，出版了《苏联科学家》、《温济泽科普文选》、《人和自然的斗争》等科普著作。科学素养使温济泽更加重视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从而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探寻。在延安（陕北）台时期，他就很注意对广播媒介传播特性的思考和运用，如在《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件中，就对广播语言口语化问题表明了认识，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对外广播工作时，温济泽从广播媒介的传播特性出发，认为广播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广播宣传具有特殊性。1957年6月，在中联部召开的一次对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就某位领导人的一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位领导人说：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除掉，还可以肥田。
温济泽认为此语不妥，“特别不能适用于对国外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出了还可以批驳和改正，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就不一定听了，怎么个‘锄’法呢”？确实，与报刊不同，广播传播稍纵即逝，保留性差，一旦信息有误，影响很难消除。温济泽的观点是符合广播规律的。因此，虽然当时他因言获罪，遭到了批判，但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这种对待广播工作的科学态度，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体现。
四
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这种效果的获得，与影响过程所具有的两个特点分不开。
首先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正如温济泽所认识的那样，延安精神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地域的广泛性。但它并不是先验的、抽象和孤立的教条，而是来源于包括温济泽在内的广大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来源于以延安为中心的老革命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和渗透在根据地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温济泽为追求革命来到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多，耳濡目染，朝夕相处，无法不让延安精神在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然而，延安精神对温济泽的影响并不完全表现为后者的被动接受，相反，温济泽经常自觉地用延安精神来指导和帮助自己。新中国成立后，远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延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忽视。而温济泽却始终把延安精神当作自己思想和实践的宝库，不断地从中获取精神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这种获取影响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与原有的“润物细无声”影响的被动性相结合，使得延安精神对其广播思想的影响更加持久和深刻。
其次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风云变幻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根本认识始终如一，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可能成为其广播思想的主线，贯穿在思想形成的各个时期和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
然而，温济泽的思想在具有原则性的同时，也具有灵活性。他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使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例如，考虑到三中全会以来广播电视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受众要求的变化，他在肯定广播的“号兵”功能的同时，又指出广播电视还要“成为广大听众、观众的服务员和知心朋友，又要成为他们的向导和教师”。面对广播电视的功能已超越“新闻宣传工具”这一功能的限定的现实，他认为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任务等问题，都值得再研究。1986年他就提出“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吸收有关学科中的有用的东西”，并特别指出应当对大众传播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借鉴和吸取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方法。这种思想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实质上并不冲突，灵活性甚至可以看作原则性的别样表现。但这种灵活性的特征，说明温济泽在理解延安精神时，多了些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角度。因此，他能够把握住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注重对事物规律的尊重和探寻，使自己的广播思想具有了科学性的特征。
当然，以上两个“结合”的出现，与温济泽自身的两个素质很有关系。一个是前文提及的科学素养，另一个则是哲学素质。温济泽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讲授过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研究过中国国民教育问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论》。他还参与编写了当时“最好的哲学书”《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经历了使自己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整风运动（中央研究院是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整风运动试点单位）。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仍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授哲学课程，并关心哲学动态，呼吁加强哲学学习。这些经历，使温济泽具备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它与科学素养一起，使温济泽在学习、实践和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时，更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具有客观性和辩证性，因而也更具自觉性和坚定性。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温济泽的广播思想是一种专业思想，同样受到了个人经历、自身素质等主观因素，以及生活与工作的物质与精神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延安精神对温济泽个人广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影响的“影响”也很耐人寻味。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研究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有助于全面研究温济泽的广播思想，并通过类似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寻延安精神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之间的关系，探寻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思想规律，丰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