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临清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上，1935年到1948年的延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13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石，使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精神得以形成。温济泽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1947年3月才随延安台战斗转移，撤离了延安，所以他基本上经历了延安精神形成的过程。1946年6月，温济泽担任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首任主任，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开始了自己的广播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在广播领域先后从事管理、业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温济泽，一直在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着延安精神，即使在备受磨难的“文革”期间也不曾放弃。延安生活是温济泽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温济泽的世界观、新闻观，影响着他的广播思想。
一
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刚到延安时，他牢记的两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和1945年党的“七大”，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1987年，温济泽在《对国外广播四十年》一文中，更全面地表达了自己对延安精神的认识：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可见，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增加，认识的提高，温济泽越来越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准确地认识延安精神的内涵。
在对延安精神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温济泽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它不仅是延安精神诸内涵中“第一位重要的”精神，更因为“这是我党过去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确立的、今后必须重新恢复和坚持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温济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人生和30余年的广播生涯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并表现在他思想与实践的多个方面。例如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温济泽就本着事实求是的精神，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半个多世纪后，温济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依然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对相关的党史研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些讲党史的书，讲到抢救运动，说它是整风运动的支流，主流还是好的。这是对的，但是，应当说明，这个支流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次爆发的山洪，伤害过不少同志的心灵，对党造成不少的损失。为什么整风运动开始时倡导的‘实事求是’，过了一年多竟会搞出这么不‘实事求是’的坏事、蠢事来呢？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党后来对它一直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他对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做的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对外广播工作中对广播宣传规律的坚持，都说明在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理解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温济泽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首先，延安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鸦片战争后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其次，延安精神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延安精神不光是延安人所具有的，也是一切老革命根据地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第三，延安精神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并且已经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它（指延安精神——引者）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得到了胜利。”因此，“今天，我们仍需要大大发扬延安精神”，“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使广播电视……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巨大、更辉煌的贡献。”可见，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内涵、历史和作用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充满信心。温济泽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的人生与延安精神紧密相关。延安精神影响了温济泽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他的广播思想。
二
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延安（陕北）台时期（1946年6月-1949年3月）。温济泽在担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近三年的时间里，主持起草了一些规范广播宣传工作的文件，其中包括“解放区广播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规章制度”《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以及对解放区广播史进行了最早研究的《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这些文件虽更多地侧重于对具体的广播工作的经验总结、业务规范，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温济泽对广播的基本认识，并突出体现了延安精神中“坚定的政治方向”这一内涵的影响。“坚定的政治方向，就当时说，就是坚定不移地为打倒日本侵略者，为解放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温济泽广播思想的性质，也影响了他对广播性质、功能、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到重新工作之前（1949年3月-1978年5月）。这个时期比较漫长，政治的动荡，让温济泽饱受磨难，但延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影响着他的广播思想。这首先体现在温济泽广播思想内容的拓展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温济泽主办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播讲座节目，对广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该功能进行了有益的思考。这一尝试源于他在延安时期的工作经历：“我想起在延安时，曾经在《解放日报》副刊编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性的栏目，为什么不能在广播中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讲座节目呢？”1960年，温济泽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一直到1978年才离开。在这期间，温济泽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依然积极工作，使自己的广播思想拓展到了广播教育和研究领域。在教学中，温济泽常常结合延安广播的光荣传统，把广播业务和广播史融为一体。为了充分发挥延安（陕北）台广播稿件的例稿作用，温济泽曾三次主持编选了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选》。为了帮助师生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他先后两次主持编选了《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一书。在他的指点下，一大批解放战争时期珍贵的广播史料被找到，为解放区广播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其次，这个时期，温济泽广播思想的主线得以明确和发展，它其实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1955年底，温济泽作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开始分工主管对外广播部门的工作，对当时的广播宣传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中心观点是认为广播宣传应该内外有别。尽管这些观点被概括为“对外广播特殊论”，定性为“反党纲领”，给温济泽带来了长达20年的政治磨难，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证明，温济泽的观点经受住了考验。这一观点的实质便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1987年，温济泽在总结我国对外广播40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工作时期（1978年5月-1999年4月）。1978年5月，温济泽被平反时，已经年逾花甲。历尽沧桑后，温济泽更注重对历史的反思。他清楚地看到了延安精神对个人、对广播事业、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引领与支撑作用，看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这是温济泽在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5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题目。这个时期他做的许多工作中，都不难看到延安精神的影响，如创办社科院研究生院，为王实味平反奔波，主编《革命烈士传》、《瞿秋白文集》，撰写回忆录等。
在广播思想方面，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广播史学研究中。他说：“讲历史，一定要恢复本来的面目”，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解放区广播史料的征集工作。四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的出版，反映了温济泽的广播史学观，也凝结着他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和热爱。1980年和1995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创建纪念日分别依据史实得到更改。其中，温济泽的首倡之功，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使他的广播思想的主线更加突出。可见，在历经坎坷之后，延安精神仍然一如既往地影响着温济泽的思想和行动，“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是他对自己人生追求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其广播思想的集中表述。
在上述三个时期中，延安精神的影响伴随着温济泽跌宕起伏的一生，也影响了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是温济泽的人生准则，也是其广播思想的精神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