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因用人不受计划限制，录用解聘机制灵活，员工必须充分适应岗位要求，能够完成工作任务，才能站稳脚跟，否则必遭淘汰。而特别优秀的人才，如果感觉环境不佳，也可能随时跳槽，因而队伍成为一河活水”。这种体制弊为：员工队伍良莠不齐（因人员流动频繁），新闻宣传调控不易（因商业利润吸引力巨大）。
可以预期，“母报事业制，子报企业化”的管理体制，特别是行政人事体制，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量变、渐变式地趋利避害。做任何质变、突变的预言，都要充分考虑我们的特殊国情和母报在党报的报团报系中所居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述，我国党报的报团报系发行渠道目前大多可表述为“母报靠动员，子报靠市场”。
——母报发行多数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靠各级党政领导机构按一定的份额，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层层动员下属各机关、部门、学校、厂矿、商场、宾馆等，用党费、团费、工会会费等公款或其他列入企业成本核算的办法订阅。俗称“任务摊派”。这种方式利为：保证了三级党委机关报发行量相对稳定，不致大起大落；弊为：难以判断哪些是有效发行，哪些是无效发行。
——子报发行全面、彻底地借助市场机制，“进报摊，进家庭”，谁订阅，谁掏钱。
这种方式利为：报纸的“两次售买”状况比较直观，“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往复比较顺畅；弊为：“发行大战”，恶性竞争，不同级别的党委机关报的子报为自夸发行量而对簿公堂者，亦不在少数，乃至被幸灾乐祸的市井小人讥之为“共产党告共产党”。
本课题组建议党报工作人员感悟：今后所属报团报系中母报的内外因素，在未与今天《广州日报》的内外因素相近之前，所谓“母报靠动员，子报靠市场”都只能是趋利避害，而不可能不再继续下去。说“子报靠市场”，要趋利避害，继续下去，不难理解。
至于说母报今后既要“任务摊派”，公费订阅，以稳定发行量，又要从报纸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改进，以减少无效发行，在一定意义上，是党执政要付出成本使然，又是党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使然。离开了“母报靠动员”，而靠党报经营管理人员乃至党报全体人员的力量，能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日发行量保持在200万份左右，省（市）委机关报的日发行量保持在20万-50万份左右，地（市）委机关报的日发行量保持在2万-10万份左右？任何数量都表现为一定的质量。我们这样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果三级党委机关报的发行量不稳定在这样一个规模，又怎么保证党在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主导地位？
如前所述，我国党报的报团报系任务分工和版面内容，目前大多可表述为“母报讲政治、谈工作，子报讲创收、谈生活”。当年，中央、省（区、市）、地（市）三级仅各办一张党委机关报，党报工作人员深感追求社会政治效益与争取报社经济效益的矛盾解决之难。生产工作性的宣传报道上去了，被表扬“讲政治”了，报纸广告额却往往萎缩了；社会生活性的宣传报道上去了，报纸广告额攀升了，“向钱看”的批评往往就跟着来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报业在市场化、集团化的道路上迅跑。党报乘势而上，创办或收编子报，并给母报、子报安排不同的任务分工和版面内容。即：母报担负政治任务，八成以上的稿件用于宣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围绕所属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披露信息、报道成果、树立典型。子报担负创收任务，八成以上的稿件用于报道社会生活，反映民众心声。这一切，其利为：缓解了党报追求社会政治效益与争取单位经济效益的矛盾；从报团报系整体看，也有助于党报宣传报道“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弊为：有些子报为获取广告、迎合读者，往往超越党和政府新闻传播政策法规及宣传纪律所允许的范围，自行其是。
可以预期，随着国家把三级党委机关报，即党报报团报系的母报列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党报的报团报系任务分工和版面内容，今后仍将在“母报讲政治、谈工作，子报讲创收、谈生活”的框架内趋利避害。换言之，今后党报工作人员要力争母报在“三贴近”上有长足进步，进而赢得发行量、广告额的提升；子报在遵守党和政府新闻传播政策法规及宣传纪律上有长足进步，力避以低俗之风取悦低端读者，以不良广告牟取单位、部门经济利益。
本课题组认为：党报工作人员，特别是决策层，要有我国党报结构今后仍将调整的精神准备，目前我国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自治州、盟）三级党委机关报虽然有大体分工，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还不是那么清晰、协调。如：三级党委机关报各自的读者定位不够明确；版面和内容重叠、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三级党委机关报都希望基层，特别是农村有自己的更多的读者。这就造成订阅和发行中的交叉与冲突。显然，调整、改进的重点是：确定三级党委机关报的各自目标读者，突出各自新闻宣传特色，形成有效发行。学界预言：随着党的新闻传播理念与时俱进，三级党委机关报的读者定位趋向精准，中央和省级党报报团报系中的母报，即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将不断巩固和发展其高端、主流大报的舆论领袖权威地位，而地市级党报报团报系中的母报，多数未来可能转型，即与其有实力的子报（如它旗下的晚报、都市报）相融合。如前所述，我国党报的报团报系经营范围和融资策略，目前大多可表述为“报团报系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子公司‘借壳上市’、‘曲线融资’”。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建立并将继续完善，因而判断党报工作人员今后将推动所属报团报系在“三跨”（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经营方面趋利避害，早已有之。与此相关的新话题在于：成熟报业都要经过的“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三个阶段与党报的报团报系融资问题有何联系？换言之，党报工作人员今后如何推动所属报团报系的子公司在“借壳上市”、“曲线融资”方面趋利避害？
据2008年1月16日《中华新闻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管）报道：2007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光明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此后，柳斌杰在谈及加快出版发行企业上市融资步伐时，明确指出：“特别要注意鼓励和支持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公司的跨行业融资、跨地区经营。支持大型集团公司上市融资和跨行业融资；支持有条件的出版集团公司通过兼并、股份制等形式在异地设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支持大型出版集团公司跨地区兼并重组其他的出版单位；支持转制后的大型报业、期刊集团兼并、收购、控股其他报刊；支持有实力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从事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任署长的这些政策性谈话，立即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有评论认为，中国新一轮传媒改革，特别是“三跨”经营、直接上市的序幕拉开了。此前，已在上海、深圳、香港上市的内地新闻出版企业，如博瑞传播（实际控制人：成都商报社）、北青传媒（控股股东：北京青年报社）都是将经营业务从编辑业务中剥离出来而单独上市的，是报团报系子公司“借壳上市”、“曲线融资”的典型案例。今后它们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成都商报社、北京青年报社显然可以“整体上市”、“直线融资”了，即：今后不再存在它们的子公司在“借壳上市”、“曲线融资”方面趋利避害的问题了。
如果说《成都商报》、《北京青年报》不是某一级党委机关报，那么党报工作者，特别是决策层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不可忽视的是：柳斌杰上述谈话发布后，隶属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在做上市的准备工作；2007年11月19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与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资产重组意向书》，前者拟以核心传媒资产认购后者增发股份，从而实现“借壳上市”。本课题组认为：不论是从柳斌杰上述谈话本身看，还是从谈话发布后党报界的实际动作看，严格意义上的党报的报团报系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段，还谈不上整体上市的问题，特别是其母报——三级党委机关报的编辑业务还谈不上直接上市融资；换言之，谈得上整体上市、直接融资的，是其子报、子公司。此乃三级党委机关报之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特殊职能使然。我们只能寄希望党报人乃至全党的智慧——早日找到舆论导向和资本运作二者间的平衡点。
让我们继续回答党报的报团报系的子报、子公司在整体上市、直接融资方面如何趋利避害，包括回答党报的报团报系的子公司在“借壳上市”、“曲线融资”方面如何趋利避害。简言之，其利有三：一为整个党报的生存、发展补充资金；二为促进整个党报的体制机制创新，因为子报子公司不论用何种形式上市，投资者都要求有关方面通过明晰产权建立母报与子报、报团报系与子公司间的责权利关系；三为便于公众监督，因为子报子公司不论用何种形式上市，都要承受股民“用脚投票”和其他公司恶意收购的压力。其弊为：有可能事与愿违。子报子公司不论以何种形式上市，党报工作人员乃至全党的初衷都是做大做强三级党委机关报，而三级党委机关报并不具备同要求高度市场化、自由化的资本完全接轨的先天条件，与资本的亲密接触，结果也许有违初衷。
因此，趋利避害的关键在于：党报工作人员把握好上市初衷与利润驱动间的关系。
〔课题组成员：王武录、刘赞、王卫明、肖明、詹新慧、成文胜、魏彧、梁小建、闫永栋、梁益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