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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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日关系·大众传媒·代际差异——以上海大学生及其父辈的比较为例(2)

(2)有关靖国神社问题

有关靖国神社的问题,主要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对靖国神社本身的认识,二是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评价。在这两个问题上,学生与家长的差异并不明显,认识相对比较一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和家长并不认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以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3)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认为历史由当权者书写、为当权者服务的学生和家长超过了一半,相对来说,学生持此观点的更多。在评价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时,学生比家长更为苛刻,认为日本态度不够端正的比家长高出了11个百分点。

(4)有关钓鱼岛问题

可以看出,对于钓鱼岛在历史上的归属问题,家长比学生更趋向于认为钓鱼岛自古就属于中国,而在中国政府的立场判断上,学生又比家长更趋向于认为不应有丝毫让步。这其中的矛盾从本研究中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或许我们可以大致猜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生一代对于日本政府的敌视情绪更强,在争端问题上不容妥协。

(5)对中日关系的评价

有约40%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日本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一半左右的人认为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在中日争端中应区别对待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也获得了四分之三左右学生和家长的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抵制日货问题上,持肯定观点的家长比学生多出12.3%。联系前面的诸多态度比较,可以发现,学生在战争赔偿、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钓鱼岛等争端问题上的立场都比家长更为强硬,但在抵制日货问题上要比家长更为温和。

2.两代人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的评价

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的评价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报道量的评价,二是对报道立场的评价。

在涉日报道的数量上,学生和家长的评价都不高。相对来说,学生的评价更低,仅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媒体对日报道是全面、充分的。另外,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和一半家长认为中国媒体的涉日报道中主流是积极正面的。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认为中国媒体应加强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报道,可见,受访者所接触到的涉日报道中更多集中在政府层面,有关日本普通民众的信息量远远不够。

在涉日报道的立场评价上,虽然认为客观、可信的家长比学生多,但仍然只有一半左右。仅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认为中国媒体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家长的比率略高,但也不过只有40%。此外,仅有23.7%的学生和39%的家长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缓和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对立气氛。可见,在报道立场上,整体评价较低,学生的评价更低,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媒体应采取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日本。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在报道量上,还是在报道的立场上,学生和家长对中国媒体涉日报道都不满意,尤其是学生的评价更低。值得思考的是,媒体的可信度对于学生来说更弱。

3.媒介接触与对日评价之间的关系

“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Allport,1958)预测,不同种族人士的紧密接触,会助长正面的种族态度。除了亲身接触,“两个环境”理论(1922,李普曼)亦认为,大众传媒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环境,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来自于大众传媒的间接经验。由此,考察媒介接触与对日评价之间的关联,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验证大众传媒在中国人认识、评价日本及中日关系上的影响。按照媒介接触的渠道区分,本研究着重考察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接触与网络媒体接触的不同,对于日本评价之影响。

首先,从家长对报纸新闻的接触来看,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报纸新闻的接触与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不够端正”、“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不应有丝毫让步”以及“日本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等问题的回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对来说,对报纸中有关日本报道接触越多,对日本的评价就越苛刻。同样的相关性亦存在于学生之中。

通过分析发现,电视、广播新闻的接触与对日评价之间的关系,与报纸新闻并无明显区别,两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对于网络媒体中有关日本的报道,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其接触的频率也都与对日评价之间呈现显著相关,相对来说,学生的相关性更为明显。可见,虽然无论学生还是家长,对于大众传媒中有关日本的报道并不满意,但其对日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相关内容的接触。

四、简单结论及讨论

对应第一个假设——“家长与孩子在评价中日敏感问题时的立场有所不同,相对来讲,孩子要更为多样”,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日本对华战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还是在教科书、钓鱼岛等问题上,家长与孩子的立场并无明显不同,但相对来说,学生的评价更为苛刻,反而家长的立场略显分散。

对应假设二,“家长与孩子在评价中国媒体涉日报道时的态度有所不同,相对来讲,孩子的评价更为积极”,分析发现,无论是对报道量还是报道立场的评价,整体评价都不高,而且学生的评价较之家长更低。因此,本假设不成立,孩子对大众传媒的评价更为消极。

对应假设三——“媒介接触,尤其是对有关日本报道的接触,影响着两代人对日本的评价,接触越多,评价越积极”,分析发现,媒介接触的确对两代人评价日本及中日关系产生了影响,且均表现为正相关,即对有关日本报道接触越多,评价更趋向于积极。

本研究提醒我们,对于不同种族的认识和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一般来说,解除相关报道越多,评价越积极。但是,整体来讲,受众对于现在中国传媒中涉日报道并不满意,无论是在报道的全面性,还是在报道立场的客观公正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李双龙、张国良:《传媒报道与中日相互形象的形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顾玮程:《媒介对中国人“日本观”的影响》,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深圳。

鲁义:《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国媒体的作用》,《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

谭绍兵:《北京大学生眼中的抗战历史与中日关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吕耀东:《舆论中的中日关系:症结与分析》,《太平洋学报》2005年7月。

〔李双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魏一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