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红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集权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满族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的声威在不列颠的枪炮面前扫地以尽，满族“二百年控制汉族之雄风”，亦“扫地以尽”，清政府为应付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不得不陆续采取一些步骤，对原来的统治体系包括八旗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而八旗制度的变通，必然引起满族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一、清政府变通八旗制度的原因
清政府变通八旗制度，始于庚子事件之后。而变通旗制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乃是由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因素综合促成的。
（一）“兵民分离”体系发生动摇
清代统治者推行旗、民分治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儒学伦理本位下与“崇文贱武”观念相适应的“兵民分离”体系。正是凭借这一社会体系，满族从关外移植过来的奴隶制形态的八旗组织，得以与中原原生封建形态的“四民”社会顺利对接，并巧妙地铆合在一起。
但鸦片战争后，民族日危，国人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检讨和反思，并对儒学所倡导的“崇文贱武”观念提出了批判。如魏源在1842年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中便写道，“以贵文贱武之俗，而望其高气尚力乎？提、镇、抚标，各食粮而身倚市，出应武而归刺绣，尚望其披坚执锐乎？”随着“崇文贱武”观念的褪色，尚武思想应时而兴，兵的社会价值得到迅速提升，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件前后，在兵魂与国魂共振的时代背景下，尚武思想风行朝野，“兵”的角色地位空前凸显。梁启超是较早将“兵魂”与“国魂”相系结的人，1899年，他在一篇题为《中国魂安在乎？》的文章中，对二者关系作了如下论述，“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则兵之魂也”。不久，在日本倒幕派军国观的影响下，这种以兵立国的思想进一步被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兵为国之本”几乎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尚武思想的张扬和“兵魂”的重塑，势必使兵民分离体系发生动摇。时论甚至以为，中国积弱千年，究其原因，终在于文武分途，重文轻武，即“一坏于分兵民为二等，再坏于分文武为两途，三坏于重文轻武之积习”，故为今之计，首先就要打破兵民分离的社会格局，以弘扬尚武精神。作为“兵民分离”与满、汉畛域的合成物，“旗、民分治”格局自然也将随着兵民分离体系的动摇而发生动摇。
（二）清政府整顿旗兵之无效与八旗兵的极度弩惰腐败
应该说，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廷从未放弃过整顿八旗兵的努力，但效果始终不能如人所愿。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便企图借洋务运动之机，让旗兵在军事近代化之旅中抢占先机。于是在京营挑选旗兵万名，组成神机营，放弃骑射，改习洋枪洋操。但此举显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传甲午之秋神机营出兵时，长髯老者与垂髫少年杂列其间，而且着装多不合身，散漫无纪，蹲踞道旁，不愿前进，目睹者感慨之余，口占一诗讽曰：“相逢多下海（京师称髯为“下海”），此去莫登山”。无怪乎刚毅入值枢廷后，曾奏请将每旗壮丁加以操练，而光绪的回复是：“汝习闻旧论，不知八旗之兵今日已无可练习者”。
甲午战败后，编练新军成为朝廷急务。利用这一机会，清廷又一次进行了重振八旗雄风的努力：1898年12月，荣禄奏准编成“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支，其中中军由京旗抽调组成。次年2月21日，在敦促各省将军督抚奏报练兵情形的上谕中又特意强调，“至各省驻防生齿日繁，闲散中不乏精壮之士，并著各将军等各就本处情形挑选若干，教练成营，以资捍卫，所需饷银，应与各该省督抚藩司妥筹协拨，奏明办理，用副朝廷讲求武备谆谆诰诫之意”。可惜，从当时清政府的总体财政状况来看，显然无力为编练旗军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户部银库每次藏银至多不过1100万，各省藩司、粮道两库藏银更是微不足道，即使在号称天下财富之区的苏州，所藏也不过百万。而且，诚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庞大的帝国，财政资源素来在“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上流动。例如，维持京营八旗的700万两银子取自全国52个不同的用项，新疆满族士兵粮饷在辛亥革命前则由7个省筹划供给，这样的财政体系进一步影响了清政府进行财政动员的能力。
故而，谕虽下，各地限于经费，大多敷衍塞责，虚应故事，结果是有名无实。例如，在东北，由于难以筹到必要的经费用以另练旗丁，只能用已有的盛京八营权且充数。在广东，据寿荫上奏覆称，由于“库储匮乏”，“捐借俱穷”，凭借现有饷力，单单要维持旧存及新募各军已是捉襟见肘，所以确实无法多练旗兵，最多也只能在原有1000余名的基础上凑足2000名而已。在成都，同样鉴于“饷项难筹”，仅编练一营，以旗兵400名组成。京旗练兵的无效则在1900年暴露无遗。当装备精良的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受命御敌的八旗兵丁手中所持的武器，主要还是一些老式枪炮，甚至是“刀和鞘子都锈在一起”的枪炮，加之他们大多无心恋战，或未战先逃，或一战即溃，煌煌京师，顷刻间沦入他手。而京城陷落后，八旗官兵“匪惟不战，亦且四出劫夺”，如此行径，相对于其“干城”、“腹心”的身份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八旗兵在庚子之役中的表现并非偶然。在清末，各旗营往往“政以贿成，上下视为常例；兵皆困象，战守均无可言。以相沿习惯之风，成积重难返之势”。就连某些身膺驻防统帅的将军、都统都无心料理旗务，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例如，从小生长京师，身系世族，曾为国史纂修的麟趾及在黑龙江任都统三十年的阿勒浑，竟然都对咸同年间太平军和捻军反清起义的一段史事懵然无知。福州旗营将军常恩是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爱好除鸦片、女色外，尤喜斗蟋蟀及养猫养狗。他所养蟋蟀，均雇有专人调护；所用烟枪，竟然以京剧名角的名字来命名；从他家大堂到内寝以及花园亭榭中，猫狗成群，甚至这位“常将军”出门，轿中也总有两只狗伴随左右。上行下效，将军尚且如此，佐领、参领益觉武备之事于己无关痛痒，纷纷肆其侵渔，以售卖旗缺、克扣兵士粮饷为能事。他们很少提到带兵打仗的事情，而谈到提笼架鸟、登台唱戏之类的话题时倒是津津乐道。老舍先生曾在《正红旗下》一书中塑造了一个身为佐领的“亲家爹”，在被问及是否会骑马射箭时，“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对清末旗官的刻画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至于旗兵的作为，更是无可称道。就拿前锋、护军这样入供守卫，出备扈从的重要角色来说，到清末已然是“值班则老弱充数，衣帽敝破，器械残缺，包揽替代，出缺不报，冒蚀饷干”，种种弊端，难以枚举，其余各营情况更是不言而喻。而本已衰朽的旗兵为鸦片所浸淫，益发疲敝。光宣之际，各地驻防旗营鸦片的盛行令清政府大伤脑筋。据奏称，成都驻防旗兵吸食鸦片者达到十之一二，福州驻防习染者更多至十之六七，绥远驻防情况尤为严重，不仅旗兵十人九癖，即旗官而言，在右卫仅有的八名中无嗜好者竟然只有一人。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八旗军已然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
（三）八旗生计的濒临断绝
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的强抢豪劫和八旗俸禄暂停发放，北京旗人普遍面临生计断绝的危机，各家各户纷纷将家中旧物沿街出售。据成全先生回忆，当时仅在护国寺北大街，售物者就达到上千家，其中“尤以满族官员为多”。次年，虽然粮饷恢复，但物价持续偏高，涨落不定，大多旗人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生存线上挣扎。据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载，“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裈，困苦万状……于是横暴者则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极度贫困中，很多旗人将土地和房屋卖与汉人及外国人，还有的甚至被迫冒犯禁令，将子女卖为奴婢。而在各地驻防的旗人困顿情形大致相类。
在畿辅地区，旗地被典卖者，十之七八，尚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在绥远，旗人“有朝不谋夕，日只一餐者；有口仅能糊，身无一缕者；有冬只短褐，男妇输服出为乞人者；有生已数儿，辗转图存，终至绝嗣者。若而人者，其色皆菜，无年不荒”；在青州，旗兵“因粮饷缺乏，已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现在无可折变，衣敝履穿，形同乞丐，该处地近海滨，入冬以后，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即使在状况较好的东北地区，旗人产业易手现象也非常普遍，据记载，到1890年左右，盖平正白旗屯170户满族农民中已有40户丧失土地，其中30户沦为佃户或雇工，10户依靠乞讨为生，金州、复州、海城等地不少破产农户都逃往松花江和黑龙江省就食垦荒。至20世纪初，奉天“从前旗户皆有地产，今者大抵典兑于人”；吉林旗人“原有产业”，也“半皆转相典售”。迫于生计，向来将外出屯垦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的旗人转而对此事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10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迁徙奉天旗人一百户到安图垦荒，结果报名移垦的竟有五千户之多。纵观入关以来满族生计状况的变化，正所谓：“当年紫气指辽东，武帝旌旗在眼中。三百年来一刹那，日云暮矣更途穷”。形势至此，与其令“日暮途穷”的八旗诸众沿袭旧制，坐以待毙，倒不如变通旧法，另谋他术，为之创造新的生机。
（四）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随着民族主义洪波涌起，无论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呼吁“平满汉”的立宪派包括一些赞同“满汉大同”的满族人士，都不约而同地要求解决满汉问题，而满汉问题的核心，就是由八旗制度导致的满汉权利、义务不平等问题，因此，变通八旗制度，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二、从松动旗籍到变通旗制
清政府推行八旗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的，是实行旗、民分途，满、汉分治，而八旗制度的实施，又离不开旗籍这一必要的载体和媒介。因此，旗籍的松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旗制”的危机及其变通趋势。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八旗制度危机，清政府被迫一步步加大松动旗籍的力度，直至清末宣布裁撤驻防，化旗为民，八旗制度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谓松动旗籍，盖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通过使部分旗人出旗为民，对旗人的数量和范围予以调整；其二是消除旗籍与民籍之间的界限，改变旗人在社会体系中与民人相对待的角色。就实质而言，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前者并不一定会直接损害八旗制度的基础，而后者却意味着八旗制度的瓦解。
关于松动旗籍的讨论和尝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的汉军出旗为民。在清代，汉军旗人的身份非常特殊：作为隶于旗籍的汉人，他们执干戈为业，恃钱粮为生，与普通汉人有所不同；同时，作为旗籍中的非满族成分，他们在八旗体系中又远离轴心，而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清初，天下未靖，需要厚集八旗兵力，因而满族统治者将他们严格地圈禁在八旗组织之内，不许擅出他省，仕宦于外者子女不得随侍，亲友不得探问，如果死丧于外，必须返葬于京师。但一旦满族统治地位稳定下来，随着清政府“优养八旗”的压力逐渐增大，令他们脱离旗籍，“东西南北，除伊祖父作宦郡邑之外，许其择便占籍，隶于有司，将学而为士，力而为农，艺而为工，赀而为商，以至或为塾师，为幕客，人自为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将这些“虽曰旗籍”，而由“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转化而来的非满族成分从八旗阵营中排除出去，既可以一举两得地消除汉军自身和满洲、蒙古旗人的生计之忧，也不明显破坏八旗体系的完整性，更不影响八旗制度的根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