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亦不示弱。由于马叙伦定于7月11日就职，“一般反对派大起恐慌，推举许汉章、叶甚微、诸葛信、孟毅等十余人”，于10日上午十时，联袂晋谒沈金鉴，要求挡驾。与此同时，浙江省教育会亦为此召开紧急评议会，到会的有郭成九、王卓夫、钱墨卿等十余人，磋商后议决向马叙伦提起质问。在致马氏的函件中，大肆抨击，原函称：“足下之辞师校呈文，明明曰西行、北上，今日走马到东平巷，非冀北空群之千里马，直恋栈之疲马耳，以此靦然就职，食言而肥，惟恐败群之马，……使青年学子开奔竞之门，作卖马拍马之交易所，足下初衷，其慰焉否？”并且声称，如其斗胆到任，省教育会就决不与教育厅有寸椟往还，“彼此断绝关系，各行其是。”此外，他们还致电“北京院部、杭州沈省长、各省教育会”，反对马叙伦接任，电文称：“马叙伦长师校未一年，辞职至再，以西行、北上为掩饰，密谋教长，经各界反对，犹以未奉明令无从表白为词，暗中唆使徒党四处奔走，函电拥护，克日到任，言行不一符，人格可知”。因此，表示对马“誓不承认”。在反对派看来，马叙伦所谓的赴美考察教育（“西行”）及假满重返北大任教（“北上”）均成了其谋取教育厅长一职的烟幕弹。如前所述，马叙伦此前确实有“西行”、“北上”的计划，故这一批评虽“查无实据”，但也算是“事出有因”。7月11日，马叙伦正式接任后，浙江省教育会还于次日通电属下各县教育会，对马进行抵制。数日后，各报仍有马叙伦因教育厅事务困难，“故对沪友有所商榷”的报道。
浙江省教育会之所以向马叙伦、黄人望为首的“北系”大举发动攻击，背后很可能有江苏省教育会的因素在内。经亨颐在担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和一师校长期间，与江苏省教育会接触频繁。几经磋商后，两省教育会于1919年初联合组织江浙教育协进会，“以求共同进行。两方已推定代表，沪杭轮流开会，协商两省教育进行办法。”经亨颐在同江苏省教育会联络的同时，也积极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学者。经亨颐领导下的浙江一师对于世界潮流与国情趋势，大体上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而一以正义行之。如民四之反抗‘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民五之反对袁世凯帝制，以及民八之‘五四运动’诸大事，凡游行示威，罢课请愿，组织学生团上街宣讲等等爱国运动，皆与北大相呼应而为浙江之率先行动者。”浙江一师和长沙一师，“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新思想运动在外省的两个最得力的传播站。”这种与北京比较接近、较为激进的思想主张，不见得会被东南学界所接纳；而且经亨颐在办学思想上亦与江苏省教育会异趣，曾倡导人格教育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相抗衡。“一师风潮”中，在东南教育界有着极大势力的江苏省教育会并未给经援手。经亨颐所倡导的江浙两省教育会的合作，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而经去职后的浙江教育会则几乎成为江苏省教育会的附庸。
1925年东大风潮中，浙江省教育会极力拥护郭秉文，攻击当时代理教育部务的马叙伦，有论者对这一做法痛加批评，称：“浙江省教育会向来有点像江苏教育会的支店之一，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不过更明显的表白出来罢了。”现在尚未发现能够直接反映江苏省教育会对马叙伦出任浙江教育厅长态度的材料，不过浙江省教育会强烈抵制马叙伦确是在此大背景下进行的。不管如何，马叙伦成功接任教育厅长，省立一中校长仍为黄人望，而1922年8月继任一师校长的何炳松也是北大、北高师教授出身。这一切表明，此期从北京返回故乡的“外来户”们在与浙江省教育会的争斗中略占了上风。一师、一中、教育厅这些地盘相继“沦陷”后，浙江省教育会已失去主动权，只能退居守势。
三、何、黄之争
不过，这些自北京南下的“外来户”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争斗最激烈的是黄人望与何炳松。两人回浙后原本分别担任一中、一师校长，彼此尚能相安无事。惟按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1923年起开始实行“中师合校制”，一中、一师合并组成一个新的高级中学（即新一中），新一中的校长位置遂成为他们“争抢的骨头”。时在杭州养病的胡适恰逢其会，对此事内情知之甚悉，据他记载：
今一师校长何炳松稍接近教育行政当局，可望得高中校长；而一中校长黄人望大失望，乃率其党羽所谓‘三高师同学会’者，一致向何下攻击。何与黄均北高教授，均北大讲师，同系金华人，又有亲谊，乃至水火如此！我和蔡先生（指蔡元培——引者）曾想调解他们，屡次设法解纷，均告无效。蔡离杭和我入山以后，马夷初又来；夷初与黄最密，杭州谓之‘蚂蝗灾’；此次他来之后，风潮遂发作。教育厅长张宗祥于此时发表何长高中之令，黄党与马党之一中一师教员遂开联席会议决了许多条的何炳松的劣迹，并上公呈给省长及教厅，丑诋何氏。
所谓教育行政当局，即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张氏此前也长期在北京活动，曾任职教育部多年）。围绕着新一中校长位置，张宗祥偏于何炳松一方，而马叙伦则仍与黄人望站于同一立场。何炳松被任命为新一中校长后，遭到马、黄一方猛烈攻击，曾被迫就反对派所攻击的“学问谫陋”、“办事糊涂”、“草菅人命”、“盗卖公物”、“侵吞公款”、“嫖赌成性”、“造谣卖友”、“手段卑鄙”、“触犯刑事”、“破坏学校”等“十大罪状”（也就是所谓何的“劣迹”）作了长篇的答辩。在答辩辞中何多次提及马叙伦、许宝驹、黄人望等人，从中亦可以窥见当时双方争斗的激烈程度。
6月初，何、黄争端初起时，蔡元培也在杭州，曾邀胡适一起出面调解，后均告无效。胡适对此大有感慨：“杭州的教育界有一个大病，就是一个‘陋’字。陋只是眼孔小，凡争其所不值得争，都由于一个陋字，”他认为，只有等到将来浙江高等教育发达时，“此等‘陋相’自然会逐渐消去。”这一点上蒋梦麟也深有同感。何炳松出任一师校长本为蒋所推荐。张宗祥担任教育厅长后，筹划成立杭州大学，并成立了董事会。1923年2月，蒋梦麟回杭参加董事会议，并与众董事一起拟就《杭州大学意旨书》。到何、黄争斗激烈时，杭州且有蒋得张贿赂、为其“保驾”的流言。在蒋梦麟看来，“杭州教育界，真变了一只臭粪缸。粪缸里边坐了看天，”就是一个“陋”字，“其实陋而且臭”，并认为马叙伦不应参与其事，以免自低身价。马、黄、张、何等人都是浙人，且均曾长期在北京活动，从蒋梦麟给胡适的信中看，当时，“北京浙江人，对于此事，都作旁观态度，对于两方面都没有好批评。”当然，随着事态发展，在京的浙籍人士也不完全持中立态度。1923年9月，何炳松正式出任新一中校长后，钱玄同就在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媒体上发表致张宗祥的公开信，痛加谴责。
马叙伦与张宗祥亦属熟识，不过关系似乎并不密切。张宗祥就任后，在致陈垣的函中称：“第一批做的，专换统捐局似之中等学校校长。去冬换其七人，残留者亦不多矣。惟换出去之校长有二人太弱，实因人才难得，极不满意。”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宗祥这一做法显然是针对前任厅长马叙伦。围绕着黄、何之争，马、张两人各偏一方，虽未见正面冲突，但彼此感情因此更为不洽自不难想见。1924年11月10日马叙伦再次出任教育次长，12月13日即免去张氏教育厅长职务，以计宗型取代之。之所以如此，恐怕与此前双方的分歧不无关系。
二十年代的浙江教育界，如果说所谓的“北系”与“浙派”之间的争斗还多少带有革新和保守之争意义的话，此后张宗祥、何炳松与马叙伦、黄人望等人的纠纷，则主要是派系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对于浙江教育界而言，负面的影响似大过积极作用。胡适在居中调解时，一再“劝他们早日了结教育界的仇视，改仇视为监督”，因为“仇视是两力相消，效率等于零。监督是一力鞭策一力，效率很大。”对马叙伦来说，出任一师校长和教育厅长是他一生中参与教育行政的开始。虽然主观上有革新浙江教育的愿望，但由于任职时间短之又短，加之中间又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派系之争，这一切决定了他在浙江教育界很难有所作为。不过，这段经历进一步扩大了马叙伦在教育界里的影响。这一时期和他接近的黄人望、许宝驹等人均成为他日后进一步参与教育行政、乃至投身实际政务的骨干力量。
[作者简介：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