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邀请我参加“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并且给我在会上发言的机会。我和张海鹏同志、郑师渠同志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镇。多年以来，他们以文化史的研究为中心和纽带，团聚和组织了一批学识广博、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的学者，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一个以文化史为特色的教学基地，培养出一批基础扎实、思想活跃的青年史学人才，为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来发起、组织和主办“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可以说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再加上这么多各个方面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参与，我相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我对文化史缺乏专门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既然来了，总不能光说几句祝贺的话，也要说一点哪怕是粗浅的想法。说什么呢？我倒是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进入近代以来，到今天，160年时间，影响、制约、妨碍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思想障碍或者说认识误区，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不谈制度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只谈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以为，最大的障碍，是对待各种文化形态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态度，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认为“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形而上学态度。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一方面，中国国内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阶级构成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另一方面，许多在文化类型上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同中国发生了尖锐的对抗。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化领域，便造成了在文化问题上激烈的冲突和论争，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等等。有人归纳说，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四个字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的。
当时，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有一系列的问题：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对待西方的外来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应该循着什么样的道路来发展？
在上面这些问题上，近代社会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一种是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曾经极大地对近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
一部分人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坚决拒绝、一概排斥的态度，认为对西方文化的任何吸取都是极端有害的。当然持这种态度的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的是政治上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敌视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以夷变夏”，会造成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有的是一些具有朴素爱国思想但对外国侵略者缺乏理性认识的下层群众，他们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走向盲目排外，为了对抗“洋鬼子”的侵略而否定、排斥一切外国传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有一些人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才是尽善尽美的，这是中国的“国粹”，是“一国精神之所寄”，“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不仅如此，他们还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远较欧洲现代文明优良，只有孔子和儒学方可救济欧洲，支配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如果把上面的主张称作文化复古主义，那么，与这种主张处于另一极端的则是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持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民族文化只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西方文化则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所以，他们的行为准则，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描述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唯恐不力。”他们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声称“非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全部照搬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极端的崇外”来取得民族的“新生”。
这两种错误倾向，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销声匿迹，可以说是阴魂不散，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冒出来，搅乱我们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大家也许都还记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曾经喧嚣一时。当时的报刊上，充斥着形容和描述我们祖国和民族“丑陋”、“愚昧”的文章。有的说，“积淀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只是“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也有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堆糟粕和垃圾，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早就该后继无人”，加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那就是“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政治体制、所有制”。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则认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儒学的复兴”。有人竭力提倡所谓“儒化中国”，甚至拾古人的唾余，重新鼓吹把“儒教”定为“国教”。有的人在“复兴儒学”的背后，其实是包含着某种政治图谋的，如有人就公开撰文说：“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甚至还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持这种意见的当然只是极少数人，但在当前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学热”中，有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做冷静的思考。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有一家大报在二版头条登了一篇文章，是介绍一个中学怎么开展国学教育的。题目中有这么八个字，一个叫做“无孔不入”，一个叫做“儒化校园”。“儒化校园”自然是“儒化中国”的具体化。“儒化中国”，我们北师大有位教授曾经专门写过文章，进行过讨论，我是很赞成这位教授的意见的。“无孔不入”，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孔老夫子的东西，我没有亲眼看到，不知道是怎样个“无孔不入”法？想象一下，大概有点像“文革”时期的“红海洋”那样吧，难道这样就能弘扬中华文化吗？据2007年6月2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郑州市某个学校印了10万本《弟子规》送给市内小学。26日上午，该校校长在一所小学举行赠书仪式，面对5000本书，当场“向国学下跪”，希望孩子以此“振兴国学”云云。说实在话，在幼儿园教“三字经”，让小学生去读经，甚至三、四岁幼童读四书、五经，是不是我们文化的建设方向？是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正确态度？我是抱怀疑态度的。
我非常赞成我们的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是应当加以分析的。因为它们都有精华和糟粕，都有优点和缺点，都有长处和不足。事实确实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但对传统文化要有全面认识，它同样存在着精华和糟粕，只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够使它同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从而使之更好地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想，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采取这样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只说了一点个人的意见，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教和批评。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