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
以1994年创办的《焦点访谈》、《新闻纵横》为代表，广播电视的舆论监督不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改革的一大突破，而且成为我国扩大民主的一个标志。
然而，无论是社会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包容度和承受力，还是媒体自身的舆论监督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化。
一、位置与意义
1.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和能动的维度
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次把“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国家的三大目标。这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多重含义，比如法制健全、政治开明、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社会和谐等等。不仅这一系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而且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一个国家民情、民意的畅通表达离不开充分、健康的舆论监督，而充分、健康的舆论监督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的包容性和承受力的直接表现。
正是因为舆论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维度，所以，舆论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和超越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这一总的背景和现实而单兵突进，而应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同步共进。因为说到底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舆论的自发性评价与国家的制度性评价的良性互动。
但是，舆论监督也不应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副产品。因此，舆论监督不能坐等、坐享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而应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能动、活跃和积极的一环。甚至舆论监督自身的发育和提升以及舆论监督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提升，如对舆论监督的承受力、宽松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舆论监督自身来逐步营造。
总之，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是应有之义。一个没有充分、健康舆论监督的社会，称不上一个完全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和现代的社会。舆论监督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受益者、受惠者，一种社会标志，还应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和奉献者。
2.舆论监督是改进和加强各级党政领导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制约和优化各种权力的一个重要形式
舆论监督的内容虽然包括社会的各种失范和丑恶现象，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优化和提升。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又是各级党政领导。
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执政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由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建设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加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迅猛发展，无论是上述两个转变还是新的国际环境，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出了许多严峻挑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不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一大批共产党沦为下野党，就是在墨西哥等国家，原来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也出现了同样的遭遇。
历史的教训必须汲取。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对于执政党的腐败周期率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共产党要跳出腐败周期率，就必须依靠民主。只有让人民利用民主的权利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论断。
在我国，民主与监督有多种形式，比如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各级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纪检、监察的党政监督，信访部门的群众监督，此外，还有通过媒体批评形成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不仅是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党政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的辅助形式和社会表达方式，而且舆论监督本身也具有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即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意义。因为舆论监督的许多信息、意见和建议正是来自社会和群众。作为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新闻媒体，对各级党政领导进行正当的监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官民观、主仆观、施政观、政绩观，真正践行“三个代表”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及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和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民主形式。
3.舆论监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社会协调公共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社会和谐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纳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说明党对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保持社会和谐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走出低收入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即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二是进入“矛盾凸显期”。对这一时期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倒退。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的矛盾和问题，没有问题和矛盾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区别只在于你有没有问题意识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社会环境。
我国不仅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而且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即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加之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我们面临的矛盾之多和挑战之大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在当今时代，中国的社会和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问题意识。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能正视问题，不能及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有可能使问题和矛盾积蓄得越来越大，而一旦形成矛盾的总爆发，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当年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悲剧那样。
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和建设全面小康的进程中，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各级党政领导应当学会善于运用和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使之既成为各地工作的一个推进器，又成为一个减压阀、制衡器和稳压器；各级各类媒体则应成为一个社会守望者和一部社会雷达，通过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提示前进障碍，关注各种矛盾；搭建党群桥梁，推动上下沟通；表达主流意见，平衡舆论生态；形成舆论强势，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使舆论监督成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重要协调形式。
4.舆论监督是现代媒体贯彻“三贴近”原则，实现其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的重要形式
新闻媒体要真正贯彻“三贴近”原则，就不能片面理解和践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远离问题和矛盾。因为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及时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的重视乃是新闻媒体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所在。从国家和地区大局出发的积极健康的舆论监督也是一种弘扬正气的正面宣传，而且其作用是一般的正面宣传所不能替代的。
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仅是群众关心的一个个焦点，也是妨碍社会发展的一个个结点，甚至是社会不断跨越自我的一个个涅槃点。新闻报道关注这些焦点、结点和涅槃点不仅是贯彻“三贴近”原则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现代媒体为推动社会进步实践其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叩问矛盾是叩问生活、叩问实际、叩问群众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而远离矛盾无异于远离生活、远离实际、远离群众和远离时代，那将是现代媒体社会职责和社会功能的重大缺失。这样的媒体自然称不上现代媒体，必然会被时代边缘化，被生活边缘化，被受众边缘化。
二、现状与问题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舆论监督的环境越来越好，但舆论监督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支持是明确的。这种支持又包括政治支持、立法支持和实践支持三个方面。
如上所述，舆论监督是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维度。显然，十六大不仅为开展积极健康的舆论监督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又把舆论监督列为党内监督十项措施之一，首次把舆论监督列入党的法规层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与支持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除了中央这个层面，一些地方也开始为舆论监督立法。如2003年2月乌鲁木齐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乌鲁木齐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第19条规定：“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这是我国第一部为舆论监督立法授权的地方法规。2004年12月30日，《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经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条例》规定：“新闻工作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进行采访、提出批评建议和获得人身安全保障的权利。”对阻碍新闻舆论监督造成严重影响的，首次提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党纪和行政法规的出台，为舆论监督逐步走向法制化、机制化、常态化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制度基础。
对于舆论监督的实际工作，中央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和肯定。《焦点访谈》到2004年4月已开办10年。10年中三任总理都先后看望过《焦点访谈》采编人员，并做过明确指示。
1997年李鹏同志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1998年朱镕基同志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温家宝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及《焦点访谈》题词：“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2004年4月16日，李长春同志在看望《焦点访谈》采编人员时说，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几届中央领导这样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工作，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鲜见的。
但是，舆论监督在环境和生态上也还有不少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些地方和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重视、支持和承受力还很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2004年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焦点访谈》中舆论监督内容的比例， 1998年占47%， 2002年降到17%。舆论监督内容比例历史最低，收视率历史最低，观众的期望值也是历史最低。舆论监督内容减少的原因是“说情风”，即阻挠监督。除了“阻监”、“虚监”、“弱监”，“拒监”和“禁监”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
中国记协维权委员会2003年曾对9个省市自治区16个城市进行了调查，回收的各级媒体1476名记者的问卷显示，在采访特别是舆论监督性采访中遭遇不同程度阻挠的占一半以上。在舆论监督采访中，记者被阻挠、围攻、谩骂、殴打，甚至被非法扣留、砸毁设备的事也时有发生。
到2002年的前10年间，新闻界招来的新闻官司已达5000起，多数是由舆论监督报道引起的。
一些地方领导和行业利用权力阻挠舆论监督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1988年3月16日，甘肃《武威报》刊登了部分人大代表的发言《人大代表的心声》，结果惹怒了当地领导，责令报社收回报纸。由于读者抵制，结果3月19日《武威报》又出了另一张16日的报纸，用一条普通的会议消息替代了上面那篇报道，同时报纸还刊登了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