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媒介权力与文化权力的角力，我们可以再来看看CCTV第十届“某某杯”电视歌手大奖赛。首先，命名活动离不开炒作。每一次大赛，前期的所谓“组织内幕”透露，随后的关于大奖赛“公正”、“公平”、“公开”三原则的宣传，再然后是关于素质考试的种种猜测。在一阵强力的媒介鼓动之后，大赛正式开场。整个考场是由以下几个角色参与的。首先是CCTV的大赛组委会，作为承办方，它既代表了政府立场，规定着大赛曲目的政治标准、作品入选资格，又代表了央视的立场，即必须平衡大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所以，在赛程的安排、各种广告形式的设计上，充分尊重了赞助商的利益诉求。这种尊重的结果是，让观众不得不忍受每场赛事之前那一则拍得十分拙劣的某口服液广告的轮番轰炸以及主持人无数次重复的“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届某某杯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的直播现场”。
另一个重要角色自然是赞助商。类似的命名活动如果没有赞助商的参与，对当下作为一项产业存在的电视媒介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央视的强力传媒地位的威慑下，赞助商即使拿出大笔资金，也必须压抑自己的广告意图，使整个赛事的场面看上去不是那么商业和充斥着赤裸裸的叫卖气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央视的媒介权力面前，赞助商何尝不是一个类似参赛歌手的角色呢？区别在于，只不过它用金钱来购买被命名的机会，而歌手是用技能角逐那顶桂冠。
接下来出场的是参赛歌手。作为被命名者，他(她)们拥有的只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身体资本”。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人“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明星的粉墨登场和他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以明星为代表的肉身形态日益在被现代媒体偶像化，从而获取高额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布尔迪厄在自己的研究中，用“习性”、“场域”等概念，进一步阐释了身体资本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不平等关系。他认为，习性被场域所塑型，场域的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不同的场域隶属不同的文化圈，体现出不同的阶层痕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体背后是一种权力压迫和社会支配的关系。因此，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的大众化的节日，成为消费文化时代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参赛歌手一旦被命名，就会身价倍增，把身体资本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此前相对底层的状态浮出海面。这正是参赛歌手不惜一切代价对央视大赛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其他诸如舞蹈大赛、时装模特大赛，都具有类似的特征。
与此相呼应的是，媒体对身体资本的极力追逐和张扬。比如，在这次电视歌手大赛中，评委李谷一以她一贯的率性爽直，在回答观众提出的关于歌手大赛是否形象好的参赛歌手更占优势的问题时，一语道破玄机：电视比较直观，所以就是会偏爱形象好的参赛歌手。而“形象好”正是身体资本一个重要的尺度。电视对此的肯定，使它天然地具有肉身性。声乐专家的出场是作为大赛“公平”、“公正”、“公开”的证明。在确定哪位专家被邀请的问题上，一定程度上是由央视决定的。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参加大赛命名活动的评委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央视赋予的。他们作为专家，以其专业成就和名气作象征资本，是获得央视邀请的前提。那么，以电视媒介认定的专家身份参与大赛，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方式的被命名。和赞助商方式不同，因为拥有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专家们可以直接以提问、打分的方式，参与大赛对歌手的命名。在歌手大赛的权力角斗场上，他们是一种制衡力量。
纵观近年来的央视电视歌手大赛，评委的构成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田震等一线歌手的亮相，传达出一种信息：在唱片业市场受到追捧的明星大腕已经有资格进入专家评委的行列。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2002年的央视电视歌手业余组的比赛上，主持人朱军在邀请文化名人同时也是大赛素质评委余秋雨先生给一位歌手点评时，余秋雨以他一贯的才情兴之所至即席发挥，谈到一个台上参赛的歌手如果想要最终成为坐在评委席上的艺术家，必须穿过从台上到评委席之间那个看不见的透明的通道。而这个过程需要相当的文化积累和努力。这个比喻形象地划定了命名者和被命名者之间的界限。作为素质评委，余秋雨的出场，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发言场域无处不在，其话语权力并没有被市场化大潮所剥夺。相反，在电视歌手大赛这样的命名盛典上，余的出现映照出专业人士人文知识的匮乏。在这样的映照中，人文知识分子获得了某种扬眉吐气的快感。这其实是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掰手腕。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理由重新发问，在专家型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是否缩小了？声音是否变得微弱了？看看电视歌手大赛上余秋雨先生的风光无限，答案不得而知。
在央视电视歌手大赛的参与者中，还有人数最多，却处于无名状态的观众。我们很难想象，一场无人喝彩的命名盛典如何收场，而只有那些默默端坐在电视机前的人，才是大赛最终的买单者。其交易过程可以简单理解为：电视台以节目为手段赢得观众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再把它转化成收视率中的小数点，卖给广告商，再由广告商制作出轮番轰炸的广告来刺激观众的购买欲望，最终诱惑他们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这场命名的盛典结账。现场的热线电话，象征性地赋予观众评判大赛的权力，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切都是在电视台控制之中并且由电视机构来代理的。最终，无名的大众在电视机前收获的是一场夹杂娱乐、悬念、智力测验和期待歌手出丑的快感演出，付出的却是自己不可遏止的欲望和时间。
至此，所有和电视歌手大赛有关的角色全部出场，在长达一个月的命名盛典中共同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而最后的赢家是这场大赛的导演者、发起者和命名者——CCTV。命名的低成本和收益的高指标以及命名本身的议程设置功能，使2002年相对平静的央视波澜起伏，布满一个又一个看点。这甚至可以解释央视对此类大赛乐此不疲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丝毫不涉及对央视电视歌手大赛繁荣文艺事业、发现文艺人才良好初衷的怀疑，也决不否定大赛本身积极的社会效益，更不是质疑央视举办类似大赛的合法性，而是借此描述贯穿其中的多重权力话语交织碰撞的现实图景，以引起媒介研究者分析探讨的兴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央视类似的大赛会一届又一届地举办下去，而且会越来越走向其大赛的评判原则，用透明显示公开，以开放保证公正，靠实力赢得公平。与中央电视台的大赛策略相呼应，一些地方电视台也纷纷自立门户，搞起名目各异的大奖赛。据笔者所知，湖南卫视、福建卫视、北京台都举办过一些类似的歌手或者模仿秀大赛。总之，作为一种文化命名策略，它还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新的形态。
作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传媒属性，让我们引用布尔迪厄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传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所有的周刊都乐于此道，热衷于搞十年的总结，评选十年来，半个月来或一周来的所谓‘十大知识分子’，哪些‘知识分子’入选了，哪些上了，哪些又下了……这些东西为何有那么大的市场？原因是这些期刊是些工具，可能作用于知识股市，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股东们可利用这些工具设法让自己的股票升值。……它们现在是，永远都是权力的工具、祝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