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家广播影视总局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官员在著文回顾2000年电视剧创作情况时，指出了继续保持健康繁荣的良好态势和显示出的鲜明特色之后，也尖锐地指出了理应防止的不良创作倾向，其中，特别批评了某些电视剧中愈刮愈猛的“豪华风”，愈演愈烈的“戏说历史风”，愈编愈滥的“婚外情、多角恋”的“滥情风”。关于“豪华风”，这位官员的批评是：“这些作品，不是满腔热情地把镜头对准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袤大地，对准日新月异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正在开发的大西部地区，更不是为变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传神写貌，而是热衷于用镜头去追踪和瞄准那极少数远离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大款’们的豪华生活形态及其贵族畸形灵魂。于是乎，在荧屏上没完没了地展现他们出入于高级宾馆、酒醉于豪华宴席、调情于私人别墅，挥金如土，胡作非为。观众对此，很是反感。”对于“戏说历史风”，这位官员抨击说：“这些作品，不是以唯物史观严肃地认识历史、学习历史、感知历史，并加以审美化表现，而是在‘赵公元帅’指挥下，从俗媚俗，顺应低级趣味，任意戏说历史、搓捏人物。
于是乎，荧屏上‘关公战秦琼’，张冠李戴，今日拿武圣搞笑，明日再戏说孔孟，谬种流传，害人不浅。不但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的古人都是梳大辫子的，就连中国的青少年也以为他们的祖宗就是如此。其间宣扬的是爱恨情仇、皇权崇拜、清官意识以及巫求、迷信、装神弄鬼之类，既贬低了传统，作践了古人，也嘲弄了观众。这种轻贱人的态度是反人道主义的，这种戏说历史的思维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有那“滥情风”，这位官员愤怒地谴责说：“这种倾向既与‘豪华风’相交织，又浸染到小康人家乃至寻常百姓家，‘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故事’或‘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的故事’公然成为这些作品的招贴广告和‘卖点’。这些作品，不是着意于讴歌人类两性间健康、圣洁、美好的感情，而是津津乐道于稀奇古怪的‘婚外情、多角恋’，并以此为诱饵，招徕观众。于是，荧屏上这边离婚，那边乱爱，恩怨纠葛，三角连环，既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合拍，又根本引不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污染了社会空气，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
凡此种种，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示方针、政策到有关政府官员宣布计划、任务，从舆论导向规范到法规法令约束，从行业管理到奖惩褒贬，时时处处事事，分明都是在张扬主旋律和精品，也分明都是在制约西方现代大众文化推行的劣质文化和病态思想，哪有什么“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谈判”和“协商”？又哪里共同“建构”了什么“主流电视剧的特点”？
至于，尹鸿先生说的特点，即所谓“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或者说，“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也纯属面壁虚构的纸上说说的神话而已，不仅事实上属于“莫须有”，这“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在学理上也是费解非常的。
要是这“政治”和“娱乐”能彼此相“化”，那也就不成其为“政治”，也不成其为“娱乐”了！要说“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怕也是一厢情愿了。试问，类似《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情深深雨濛濛》，还有一些青春偶像剧，那样的商品电视剧，从金庸、琼瑶等人到一班编导演和制作人员，还有发行商们，有谁愿意让它一个个都“主旋律化”的？又有谁有本事让它一个个都“主旋律化”的？要说“主旋律电视剧”真的能够“娱乐化”，真的“娱乐化”了，那就无异于是“主旋律电视剧”在“自戕”！或者，它原本就不是真正的“主旋律电视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尹鸿先生说的娱乐电视剧，并不是我们说的以审美愉悦为特色的电视剧，不是我们说的“寓教于乐”的电视剧，而是前述种种西方现代大众文化思潮催生的商品电视剧。它那“娱乐”，等于是“电子游戏机”、“俄罗斯方块”，是“一个个玩的瞬间”、“玩完就算”，是“七分打，三分情，外加曾志伟来搞笑”，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是“消愁解闷”，是“销蚀、瓦解贵族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这样的“娱乐”和“主旋律”剧的“娱乐”功能，是两种异质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相互“转化”为对方呢？尹鸿先生文章里说，这种相互转化的“殊途同归”中，有“娱乐电视剧常常借助政治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的，不知所云为何物。如果确实有，那也不是常规，而属特例，且非正常的市场行为。其中，因素复杂，或属于钻了体制不健全的空子，或有相关人员腐败行为作祟，不足为道。
至于，“‘主旋律’电视剧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流行逻辑来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当属“自鸣得意”之说，不足为信，也不足为道。
实际上，在当今中国的电视剧领域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属性的电视剧多元共存，主流、精英、通俗这三者，该是三向流动，优势互补，而对于大众文化，则该是强势调控、大力约束，遏止其劣质、病态的一面，借鉴其有益、有效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策略里，主旋律电视剧为要扩大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当然是要采取上好的对策的。这就是前述的《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第三条明令的，既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又要“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对于这种发展主旋律电视剧的文化策略，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里作了说明。报告中，徐光春提醒从业人员，“必须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没有喜闻乐见的效果，正确的导向就是空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如果导向是错误的，越喜闻乐见越糟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作出回答。”徐光春把这舆论导向和群众喜闻乐见认定为“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具体到电视剧，徐光春说，电视剧“比起其他文艺形式，对整个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文化素质的影响更为深远，作用更为广泛。这种影响和作用不像新闻宣传那样直截了当，而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因而也更为持久。”目前，一些电视剧，“虽然题材很好，但老百姓……不爱看”，收视率较低。徐光春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人家听不进去，看不下去。”所以，必须强调，作品“要切实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注重内容和题材的导向性、时代性、深刻性、广泛性和欣赏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没有很好的艺术性，再好的思想性也会受到影响，作品的教育、启迪、审美、娱乐功能也就难以全面发挥。”为此，徐光春提出了如下的对策——“一定要在坚持正确创作思想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调动艺术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促进艺术创作和生产，争取‘十五’期间能够推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完美统一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的”电视剧，以“真正做到打得响、站得住、传得开，跻身于艺术精品行列，满足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此， 2001年，有关方面还召开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研讨会”、“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研讨会”等相关的会议，研讨这种主旋律电视剧进一步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和观赏性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绝非尹鸿先生所描述的什么“政治娱乐化”，什么“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就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来说，这一年8月6日到8日的研讨会上，丁关根讲话就把它定位为“题材重大、主题严肃、思想深刻、形式独特、影响广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创举，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食粮，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丁关根还指出：“要进一步繁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真实反映中国现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努力塑造可歌可颂、栩栩如生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让亿万人民在审美愉悦中了解党的辉煌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使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最形象最生动的教材。”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丁关根则说：“80年来，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开辟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前进道路，不断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的巨大力量，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革命战争岁月峥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凯歌行进，沧桑巨变，成就辉煌。这是一幅气势磅礴、雄浑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一首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奋进史诗，是一曲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正气赞歌。深入挖掘这一极其丰厚的历史资源，使之成为亿万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要强化责任意识和精品意识，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有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磅礴的气势、壮烈的场景、精彩的语言，用一流的编剧、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制作高标准，严要求，尽一切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优秀影视作品，奉献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见2001年8月11日《文艺报》。
这一年的《长征》、《日出东方》等作品，充分表明，在这种文化策略下，这一类主旋律的作品都是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都为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和热爱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激活人民大众的审美愉悦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这，根本就不是“借助大众文化的流行逻辑”而取得的。
尹鸿先生如此虚构这种政治和娱乐的相互转化，如此认为主旋律电视剧和娱乐电视剧的相互转化，倒使我想到，这只是当年有人声言“销蚀、瓦解贵族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梦幻的延伸而已。
五
尹鸿先生有一个极大的错觉是，世界媒介会形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会形成为一种文化，即，有些人常常津津有味地坐而论道时所说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也会到来，所以，尹鸿先生说，当世界媒介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民族性不能成为中国拒绝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借口”。为此，尹鸿先生主张，要消除中国电视剧在“产业化程度”上与“全球化的发展”的“巨大差距”，参与到“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中”去。
这，其实不是尹鸿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比如， 1999年12月31日的《北京晚报》上，那篇臆断“经典永远留在了昔日的辉煌中”，“人们已学会在市场的氛围中坐看风云”的文章里，作者就曾提出警告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文化将遭遇的最大挑战便是文化全球化的冲击。”这种以美国文化及其亚洲版的日本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载体、新的手段、新的市场规范”，“带来了新的文化潮流，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带来了“文化大众化和商业化”，一句话，带来了“新文化”。于是，“全球化”成了“新文化的最大挑战”；“市场化”成了“新文化的生命线”；“娱乐化”成了“新文化的发展趋势”；而那些将要“淘汰许多传统的文化行业以及艺术观念、消费方式”的“技术化”，则成了“新文化的推动力”。这便是中国文化21世纪“复兴”的趋势。这也诚然是一场文化“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的电视剧，应该怎样面对这场挑战？
也许，现代大众文化思潮没有发表什么直接鼓吹中国电视剧应该如何如何走向“全球化”的言论，但是，现代大众文化思潮仍然顽强地表现了要把中国电视剧推向“全球化”的欲望。
比如，他们掀起一股浪潮，宣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70年代后逐渐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的特征是中心的消解”，在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进而宣称中国社会也在如此这般地转型，从而推断，你中国电视剧也不得不转型。又比如，他们全盘推销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文化工业、文化商业及商品文化的各种各样的主张、言论，用以“挤压”并消解中国电视剧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规范，还有“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传统’”，逼迫你中国电视剧改变自己，走向“全球化”。还比如，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公然鼓吹“以港为师”，甚至还在实践中竭力“以美为师”，“以日韩为师”，或者，就像有人所说的，要“中话外说”。
这样，我们也就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