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全球化传播
人们对传播全球化一开始就有抵触，认为是全盘西化的舆论攻势。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才逐步认识到传播全球化与全球化传播都是客观潮流，只有顺应才能发展。“一般而言，媒介全球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媒介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聚集和流动，形成全球供应链，进行跨国贸易；其二指国际媒介集团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大规模的跨国性聚集和流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功能有了新的含义，传媒业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通过有竞争力的价值认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话题”、“中国元素”的国际化，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中国信息的透明化，是进步，也是机遇。我们应主动应对传播全球化，以全球视野推进媒介制度创新与媒介产业发展，从而推动本土传媒机构在坚守中国立场基础上的全球化传播，如此等等。
正是由于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曾经禁忌多多的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终于春晖融融、百花似锦，“新闻无学”、“电视无学”、“广播无学”的贫瘠景象已成历史。马克思说得好：“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如果说，30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划破中国苍穹的思想闪电，那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我国当代新闻传播领域充满生机与活力、且发生巨大变迁的动力之源。真理是朴素的，弄通了一个道理，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事实一再证明，在我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不是技术与设备，而是见识与勇气——包括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将科学理论付诸实践的勇气。
为走向中国特色媒介制度而继续开拓思维
数字技术力量与政治文明的结合所给予中国传媒转型的巨大影响，正通过媒体的生存背景与表达体制这两个核心层面日渐凸现出来。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沿着走向中国特色媒介制度的思路而深化开拓，并在研究方法、制度设计、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突破。在上面提及的观念更新中，实际上已包含了一些新制度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岁月中，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1.通过党报理论的当代化，引领新闻传播的制度研究
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创立与发展是几代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初，共产党人为了解决国家民族危亡的大问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引进并发展了列宁的党报理论。从而不仅改造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改造了党的新闻业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建设日渐成为党所关注的中心，党报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媒介制度设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党的新闻传播业务要成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党报理论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成功地指导新闻实践、引领新闻传播学术潮流。在经济全球化、传播技术网络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报理论依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问题是要以全球化的眼光继续解放思想，结合新的传播实际不断增强党报理论的科学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从而实现党报理论的当代化。例如，党的人民报刊（媒体）思想、主体性喉舌思想及其群众论、导向论等等，都可以成为应对新技术发展与媒介伦理危机的重要天平。
2.用实证方法剖析、总结中国传媒转型的经验
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民主法治的有序推进，已经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尽管改革还属于初级阶段，需要继续前进。同样，中国渐进式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传媒产业正在焕发活力，已经涌现了一批较为成功的改革案例。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和学术能力的提高，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方法也将出现突破。过去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经验描述，着重讲“已经怎样”和“应该怎样”，鲜有文献能够提供我国传播机构转型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因素影响效率、效益的经验证据。
而人们事实上关心的是，不仅传媒机构“应该怎样”建立新制度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要有众多的应验证据来支持其立论。“事实胜于雄辩”，而这里的“事实”却必须是实证的，有无可辩驳的数据支持的。随着研究的规范性问题的提出，未来将有更多的研究者在这方面见长。
3.对网络传播崛起的制度分析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为网络媒体在中国的崛起提供难得的机遇，社会肌体的“集体大手术”正在开始。传统的新闻传媒假如不能避开新媒介新技术的犀利锋芒，那就只能借助网络来打造自己新的文化命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体制“落差”、传统的新闻传媒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体制“硬壳”，将进一步激起人们的研究热情，从而成为上下关注的热点。应该看到，借助数字媒介构筑的民主自由平台，已为传播体制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极大可能，引起思维与观念的新变革属于情理之中。然而，许多事例说明，数字媒介又有引发消极解构和品质异化的一面。何以兴利除弊，为正在转型中的“我”所用，将会引发诸多激辩。
4.国际媒介学说与制度变革经验的中国化趋势
自1981年5月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主任韦尔伯·施拉姆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传播学就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媒介制度的相互借鉴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国际经验，成功的做法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别人经验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拿公共媒介的运行来说，一是不迷信，包括BBC、NHK等在内的知名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近二十年来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二是要中国化，以中国的文化基因、民族心理与全球视野去消化、吸收国际经验，包括非营利制度、所有制结构、法人治理的体制机制等等。在中国的土地上演绎“华盛顿共识”没有出路，照搬照套不算本事，用中国的传统概念去与国际经验生硬地“焊接”也只不过是些过渡性现象。“道可道，非常道”。凭着已经积累的学术能力、学术资源，未来真正看好并站得住脚的研究成果，将属于那些富有时代前瞻意识与国际比较视野，而又善于潜心研究中国传媒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的研究者。其关键在于建立与完善相应的学术奖惩机制。
可以预料，21世纪将是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崛起的世纪。时代已经给予了太多的机遇，只要学界与业界携手共进，改变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目标、研究态度，以及教学方式、学习方法，就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开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就有可能为人类文明与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自己的新贡献。